(89) 八、来自于原初时期的新鲜材料——解决
在很多分析中都发生的是，当接近终点的时候，到那时为止被仔细地隐藏起来的新的回想浮现出来。或者可能是这样，在某个时候一些谦逊的评论以一种淡漠的声调被抛出，就好像是多余的；然后，在另一个时候，一些进一步的东西被添加上，开始让医生竖起耳朵来；而最后他认识到这个被轻视的记忆片段是患者的神经症所掩饰的最重大秘密的关键。
在分析的早期，我的患者曾告诉过我他的玩劣时期的一个记忆，即他常常突然变得焦虑。他正在追赶一只美丽的大蝴蝶，这只蝴蝶带有黄色的条纹和很大的翅膀，翅膀末端是带斑点的突出部分——实际上是一只凤蝶［见16页］。突然，当蝴蝶停留在一朵花上的时候，他被一个对这个生物的可怕的恐惧所抓获，尖叫着跑开了。
这个记忆在分析当中不时地重现，呼唤着一个解释；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什么也没有发现。尽管如此，可以照例假设，像这样的一个细节在他的回想中保留其位置不是为了其本身而是因为它是一个屏蔽记忆，代表着某些以某种方式与之相联系的更重要的东西。一天他告诉我，在他的语言中蝴蝶被叫作“babushka”（“老太婆”或“三角围巾”）、“老奶奶”。他补充说，大体上蝴蝶似乎对他来说就像女人和女孩，而甲虫和毛虫就像男孩。因此可以有一点怀疑在这个焦虑场景中对某个女人的回想被唤起了。我不隐藏这个事实，在那时候我提出一个可能性，说蝴蝶身上的黄色条纹让他想起了某个女人所穿的一件衣服上的类似条纹。我作为例子提到这一点只是为了显示，医生的构建性的努力对于清理出现的问题通常是多么的不充分，而将分析的结果归属于医生的想像和暗示是多么的不公平。
(90) 很多个月以后，在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联系中，患者评论说，当蝴蝶停在花上时它翅膀的开与合给予了他一个怪异的感觉。于是他说，那看上去像一个女人张开她的腿，腿于是做出罗马字V的形状，而我们知道，那是在他的少年时代甚至直至治疗的时候他常常陷入抑郁情绪状态的钟点［37页］。
这是一个我自己决不会抵达的联想，这个联想从对它所揭示的联想链条的彻底的幼儿本质的考虑中获得了重要性。儿童的注意力，就像我经常留意到的，被动作所吸引远比被静止形态所吸引更加容易；他们频繁地把联想基于动作的相似性，而这一点被成人所遗漏或忽视。
这以后这个小问题再次保持长时间未被触及；但是我可以提到很容易得到的怀疑，蝴蝶翅膀的斑点或者棒状的突出部分可能具有生殖器象征的意义。
一天，羞怯而朦胧地出现了一种回想：在一个非常早的年龄，甚至在有保姆的时候之前，他有一个非常喜欢他的育婴女佣。她的名字和他母亲的一样。他无疑也回报她的慈爱。实际上，这是逐渐被遗忘了的最初的一个爱。但是我们同意，肯定是发生在那个时候的某些东西后来具有了重要性。
然而在另一个时候他修正了这个回想。她不会具有与他母亲同样的名字；那是他犯的一个错误，当然这显示出在他的记忆里她与他母亲熔合在了一起。他继续说，她的真实名字以一个迂回的方式让他想起来。他突然想到了在第一个庄园里的一个储藏室，水果被挑选之后保存在里面，是一种特别的梨，具有最可口的味道——一种皮上有黄色条纹的大梨。在他的语言里“梨”的单词是“grusha”（译者注——与“babushka”在发音上似乎类似），而那也是育婴女佣的名字。
这样就清楚了，在被追赶的蝴蝶的屏蔽记忆后面隐藏着育婴女佣的记忆。但是黄色的条纹不是在她的衣服上，而是在与她的名字相同的梨上面。然而，当她的记忆被激活时所发生的焦虑的起源是什么呢？对此明显的回答可能是这个粗糙的假设：当他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他第一次看见的正是这个女孩用她的腿作出他记得是罗马字V的动作——允许接近生殖器的动作。我们偷懒像这样来理论化并等待更多的材料。
(91) 在这之后很快出现了一个场景的回想，不完整，但就其被保存来讲，是明确的。格鲁莎（Grusha）正跪在地板上，她旁边有一个提桶和一只由一束细枝做成的短扫帚；他也在那里，她正在逗弄他或者责骂他。
丢失的元素可以很容易从其它方向补充上。在治疗的起先几个月里，他曾经告诉我他是如何突然地以一种强制性的方式爱上一个农家女孩，在他十八岁时他从她那里感染了他后来疾病的触发原因。[90]当他告诉我这件事时，他表现出对给我这个女孩名字的一种特别异乎寻常的不愿意。那是一个彻底隔离的抵抗的距离，除此之外他无保留地遵守分析的基本规则。然而他宣称，他如此羞于提到这个名字的原因是，那是一个纯粹农民的名字，高贵出生的女孩不可能被叫作那个名字。当最后名字出现时，结果是马托娜（Matrona），具有一个像母亲般的读音。羞耻心明显被移置了。他不是对这些风流韵事总是有关于出生最卑下的女孩们的事实感到羞耻；他只对名字感到羞耻。如果可以证明与马托娜的事件与格鲁莎的场景有某些共同之处的话，那么羞耻心就不得不转回到那个早期的情节。
在另外一次他曾告诉我，当他听说约翰·胡司（译者注——14－15世纪捷克斯洛伐克宗教改革者）的故事时他被极大地感动了，他的注意力集中到当他在火刑柱上被烧死时被不合时宜提到的木柴捆上。现在他对胡司的同情在我心里创造了一个完美确定的怀疑，因为我经常在年轻患者身上遇到这种同情，而我总是能够以同样的方式来解释。一个这样的患者甚至走得如此之远，要创作一个胡司生涯的戏剧化的版本；在他失去他秘密爱的对象的那一天他开始写他的剧本。胡司丧生于火，而（像拥有同样资格的其他人那样）他成为了那些曾经遭受过遗尿的人们的英雄。我的患者自己把用于胡司死刑的木柴捆与育婴女佣的扫帚或细枝束联系了起来。
(92) 这个材料自发地组合自来，服务于填补患者与格鲁莎在一起的场景中的缺口。当他看见这个女孩擦洗地板的时候，他在房间里撒了尿，而她无疑开玩笑地用阉割威胁来给以回应。[91]
我不知道是否我的读者们已经猜到为什么我对来自患者童年早期[92]的这个情节给予了如此详尽的一个叙述。它在原初场景和后来在他生涯中具有如此决定性意义的强制性恋爱之间提供着一个重要的连接，并且它进一步给我们显示着一个他堕入爱河所依赖的条件和阐明那个强迫行为的条件。
当他看见那个女孩在地板上忙于擦洗时，他看见她跪下去，屁股撅着，背部水平，他再一次面对了他的母亲在性交场景中所采取的姿势。她对他成了他的母亲；他被由于这个姿势而激发的性兴奋所抓获；[93]而像他的父亲一样（那时他只能把他父亲的动作看作是撒尿），他以一个男性的方式来对她行为。他在地板上的撒尿事实上是一个引诱的企图，而这个女孩用一个阉割威胁来回应，就好像她已经理解了他的意思。
(93) 出自于原初场景的强迫行为被转移到了这个与格鲁莎在一起的场景上，并且被它发展下去。但是他堕入爱河所依赖的条件经历了一个转变，这个转变显示了第二个场景的影响：它从女人的姿势转移到她以那个姿势所从事的职业上。这是很清楚的，例如在马托娜的事件中。他正走过构成了他们（后来的）庄园［参见15页］的那个村庄，这时他看见一个农家女孩跪在池塘边在里面洗衣服。他立刻并且以不可抗拒的猛烈性爱上了这个女孩，虽然他还没有能够甚至瞥上一眼她的脸。通过她的姿势和职业，她取代了对于他的格鲁莎的位置。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与格鲁莎场景的内容适当相关的羞耻心是如何可以变得附着在马托娜的名字上。
另一个堕入爱河的发作是在几年前，甚至更加清楚地显示着格鲁莎场景的强制性影响。一个年轻的农家女孩，是房子里的佣人，早就吸引着他，但是他成功地克制自己不去接近她。一天，当他在一个房间里单独遇见她时，他被他的爱制服了。他发现她跪在地板上忙着擦洗，一个提桶和一把扫帚在她旁边——实际上与他在童年时代看见过的女孩完全一样。
甚至在他生活中扮演了如此重要角色的他最终的对象选择，也通过其细节（虽然不能在这里举出）显示了依赖于同样的条件，并且是强迫行为的一个衍生物，而这个开始于原初场景并在格鲁莎场景继续的强迫行为支配了他的爱的选择。我已经在较早的一页上评论过，我在这个患者身上认出了贬低他爱的对象的努力。这要被解释为对抗来自他姐姐的压力的反应，因为他姐姐对于他是如此的优越。但是我同时保证（见22－23页）要显示，这个自作主张的动机不是唯一的决定因素，而是它隐蔽了另一个基于纯粹爱欲动机的更深的一个决定因素。这些通过患者对擦洗地板的育婴女佣的记忆而暴露出来——顺便说也是身体上的贬低（降低）。所有他后来爱的对象都是这一个人的替身，这个人通过她的姿态的偶然事件使自己成为了他的替身母亲。患者与害怕蝴蝶问题有关的首次联想现在可以很容易被回顾地解释为对原初场景的一个遥远暗示（五点钟）。他确认了格鲁莎场景与一个特别精巧的梦中的阉割威胁之间的联系，对这个梦他自己成功地进行了破解。“我做了一个梦，”他说，“一个男人撕掉一只Espe的翅膀。”“Espe？”我问，“你用来指什么？”“你知道，就是在身体上带黄色条纹的昆虫，还有刺。”我现在可以给他修正：“那么你指的是一只Wespe［黄蜂］。”“它是叫作Wespe吗？我真的以为它叫Espe。”（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把他在一门外语上的困难用作是症状性行为的屏。）“但是Espe，啊，那是我自己：S. P.（他的首字母缩写）。”[94]Espe当然是一个残缺的Wespe。这个梦清楚地述说了他正在为格鲁莎的阉割威胁而对她进行报复。
(94) 在格鲁莎场景中这个两岁半男孩的行动是我们所知的原初场景的最早的影响。那是他在模仿他的父亲，也给我们显示着在后来应得到男性气质的名称的方向上发展的一个趋势。他所受到的引诱把他赶入被动性的态度——无论如何，为这个被动性而有的准备是通过他见证他父母的性交时他的行为而作出的。
在这里我必须暂时转到治疗的历史。一旦当格鲁莎场景被消化后（这是他真正记得的第一个经历，也是他没有任何猜想或者来自我一方的干预而记得的一个经历），治疗的问题具有了已被解决的每个表现。从那时往后没有了更多的抵抗；所有还要做的事情就是收集和整理了。终究建立在精神分析实践所获得的印象之上的神经症的旧有创伤理论，[95]突然再一次引人注目。出于批评的兴趣，我多作了一个尝试，将另一个关于他历史的观点强加到他身上，而这可更为适度的常识所欢迎。关于格鲁莎场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这是真的，但是我建议，本质上那个场景不意味着任何东西；它通过一个从他的对象选择的情景中的退行而被事后强调了，而这个对象选择作为有意识贬低的结果已经被从他姐姐那里转向到了佣人女孩身上。在另一方面，我指出，他对性交的观察是他后来岁月的一个幻想；其历史的内核也许可能是一个观察，或者是患者对无害的灌肠给药的一个经历。我的一些读者将可能倾向于认为，用这样的一些假设我正第一次开始接近案例的理解；但是当我把这个观点摆在患者面前时，他不解而有点轻蔑地看着我，而他再没有对此作出反应。我已经在讨论中针对任何一种固有观点的合理化陈述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前面第五部分。］
(95) ［这样[96]通过解释支配患者的对象选择的条件（在他的生活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格鲁莎场景防止着我们过度评价他有意识贬低女人的意义。但它的作用不止于此。它给我提供了一个理由来在早先的一页（见60页）上拒绝毫不犹豫地采用作为唯一可维持的解释的观点，即原初场景是来自于做梦前不久对动物的观察。格鲁莎场景自发地出现在患者记忆中而没有通过我的任何努力。追溯到那个场景的他对黄色条纹蝴蝶的害怕证明了场景具有有意义的内容，或者他已经能够把这个意义附着在其随后的内容上。通过伴随联想和据之推理的方式，有可能肯定地补充这个在患者的记忆中缺失的有意义的元素。于是看来似乎他对蝴蝶的害怕在各方面都与他对狼的害怕相类似；在两种情况中都是对阉割的害怕，其本来是涉及到首先发出阉割威胁的人，但然后变换到了另一个人身上，而这个人必定要依照种系发生的先例而被附着其上。格鲁莎场景是患者两岁半时发生的，但对黄色蝴蝶的焦虑事件肯定是在焦虑梦之后。很容易了解患者后来对阉割可能性的理解是怎样回顾性地在格鲁莎场景中显露出焦虑。但是那个场景本质上没有包含任何可引起反对或不可能的东西；相反，它完全由没有理由怀疑的平凡细节组成。在其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引导一个人把它的起源归属于孩子的想像；实际上这样一个假定看上去几乎是不可能的。
(96) 现在问题出现了，是否我们有理由把这个男孩在看着女孩跪着擦洗地板时撒尿的事实看作是他的性兴奋的证据。如果是这样，兴奋就是更早期印象的影响的证据，而这个印象可能同等地是原初场景的实际发生或者两岁半前对动物的观察。或者是否我们要得出结论，关于格鲁莎的情景是完全清白的，孩子膀胱的排空纯粹是偶然的，而直到后来整个场景才在他的记忆中变得性欲化，是在他开始认识到类似情景的重要性之后？
在这些论题上我可以冒险不作决定。然而我必须承认，我把这样一个东西看作对精神分析的信誉很重要，即它甚至应该已经抵达了提出这样一些问题的阶段。尽管如此，我不能拒绝，格鲁莎场景、它在分析中所起的作用、和在患者生活中由之得出的影响可以被最自然最完整地解释，如果我们考虑在其它情况下可能是一个幻想的原初场景在这个案例中是一个事实的话。毕竟关于它没有什么不可能的；而其真实性的假设完全与动物观察的刺激性动作相容，这个动物观察在梦图中被牧羊狗指示出来。
(97) 我现在将从这个不满意的结论转到一个对我在《精神分析导论讲演》［第二十三讲］中已经尝试过的问题的考虑。我将很高兴地得知在我现在的患者的案例中的原初场景是一个幻想还是一个真实的经历；但是，考虑到其它类似的案例，我必须承认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实际上大概不是非常重要。这些观察父母性交的场景、在童年被引诱的场景、和被以阉割威胁的场景，无疑是一个遗传的天赋，一个种系发生的遗产，但是它们也可以容易地被个人的经历所获得。在我的患者那里，他被他姐姐的引诱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为什么他对父母性交的观察不应该同样是真的？
我在神经症的史前史中发现的所有东西是，一个孩子抓住了他自己的经验没有得成的种系发生的经验。他用史前的真实来填补个人真实的缺口；他用他祖先生活中的事件来替代他自己生活中的事件。我完全赞同荣格[97]认识到种系发生的遗产的存在；但是我把在个体发生的可能性被穷尽之前去抓住一个种系发生的解释看作是一个方法论的错误。我看不到固执地争论幼儿史前史的重要性的任何理由，而同时又自由地承认祖先的史前史的重要性。我也不能忽视这个事实，种系发生的动机和产品自身仍然需要阐释，个体的童年中的因素提供的是非常大量的例证。最后，我不会感到惊讶的是，在史前时代中一定的环境所最初产生的东西，和后来以一种秉质的形式传递给它的再获得的东西，既然同样的环境持续，就应该像个体经验中的一个有形事件一样再次出现。］
原初场景和引诱之间（从一岁半到三又四分之一岁）的间隔中一定也可以找到哑巴运水工［87页］的位置。他作为一个替身父亲而服务于患者，就像格鲁莎作为一个替身母亲服务于他。我不认为有什么理由来把这看作是一个有意贬低的例子；尽管确实父母都被佣人代表了。一个孩子不关注社会分级，这对他几乎还没有意义；如果下等的人像他的父母那样爱他，他就把他们和他的父母归为一个等级。用动物来替代一个孩子的父母也不是有意要贬低，因为孩子们还远没有真正的轻视动物的观点。[98]叔舅和姑姨没有考虑任何贬低的问题就被用作替身父母，而这是被我们目前这个患者实际上所做的，就像他的许多回想所显示的。
(98) 有一个状态也属于这个时期，回忆得很模糊，那时他除了甜食不愿意吃任何东西，直到为了他的健康的警告被他感觉到。他被告知他的一个叔叔就是以同样的方式拒绝吃东西，而还很年轻就日渐消瘦至死。他也被告知当他自己三个月大的时候他曾经得过非常严重的病（肺炎？），以至于他的裹尸布都给他准备好了。以这种方式他们成功地恐吓了他，于是他又开始吃了；而在他童年的后来几年中他常常实际上夸大了这个责任，好像要让自己预防死亡的威胁。这个在他自我的保护中被唤起的死亡恐惧后来重新出现，那时他的母亲向他警告痢疾的危险［77页］。再后来，它导致了强迫性神经症的一个发作（见68页）。我们将在下面［107页］努力找到它的起源和意义。
我倾向于这个观点，胃口的紊乱应该被看作是患者极其早的神经症性疾病。如果这样的话，胃口紊乱、狼恐惧症和强迫性虔诚就将构建幼儿期障碍的完整的序列，这为他埋下了青春期之后神经症性崩溃的秉质。将被反对的是，很少有儿童能逃脱这样的障碍，例如暂时性的胃口丧失，或者动物恐惧症。但是这个争论正是我所愿望的。我准备着宣称，在一个成人身上的每个神经症都建立在发生于他童年的一个神经症上面，但它不总是足以严重到引人注目和被这样认为。这个反对只会服务于，在我们对这些后来我们处理为神经症并竭力完全归属于成年生活的影响的障碍的观点中，强调幼儿神经症必定要起的作用的理论上的重要性。如果我们目前的患者没有遭受强迫性虔诚，加上他的胃口紊乱和他的动物恐惧症，他的故事就与其它孩子的故事没有值得注意的不同，而我们就会因为丧失了可以使我们预防某些似是而非的错误的宝贵材料而更贫穷。
(99) 如果分析未能解释患者所用以总括他抱怨的烦恼的状态，那它就不是令人满意的。他说，世界通过一个幕布［75页］被对他隐藏起来；我们的精神分析的训练不许我们假设这些词语可以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偶然选用的。奇怪的是，幕布只在一个情况下被撕开；那就是在那个时刻，当作为灌肠的结果他做了一个经过肛门的运动时。于是他又感觉好了，并且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中他清楚地看见了世界。这个“幕布”的解释在进展中伴随着很大的困难，就如同我们在清除他的蝴蝶恐惧中所遇到的那样。他也没有坚守着那个幕布。它甚至变得更加难以捉摸，就像微光、“黑暗”和其它感触不到的东西的感觉。
直到就在向治疗告别之前，他回忆起曾被告知他出生时带着一个胎膜。为了这个原因他总是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特别幸运的孩子，没有灾难会降临到他身上。[99]他一直没有失掉这种确信，直到他被迫认识到他的淋病感染给他的身体构成了一个严重的伤害。这个对他自恋的打击对他来说太沉重了，他崩溃了。可以说，在这样做当中，他正在重复他从前已经发动过的一个机制。因为当他发现自己面对着这个事实（即阉割这种事情是可能的）的时候，他的狼恐惧症爆发了；他清楚地把他的淋病归类为阉割。
(100) 因此胎膜是幕布，对世界把他隐藏起来，对他把世界隐藏起来。他所作的抱怨事实上是一个被满足的愿望性的幻想：它代表着他再一次回到子宫中，而且实际上是一个逃离世界的愿望性幻想。它可以被翻译成：“生活使我如此不快乐！我必须回到子宫中！”
但是那个事实的意义是什么呢？那个事实是，现在是象征性但曾经是真实的这个幕布，在他灌肠之后排空肠道的那个时刻被撕开，并且在这个条件下他的疾病离开了他。背景材料使我们能够回答。如果这个出生幕布被撕开了，那么他看见了世界而且被重生。大便是孩子，就像他第二次被生出来，到一个更快乐的生命。于是这里我们有了重生的幻想，荣格最近注意到这一点，并且他在神经症患者的想像生活中给它指派了如此支配性的位置。
如果它是整个的故事，那么这就非常好了。但是这个情景的某些细节，和对于它与患者的生活史之间的联系的考虑，迫使我们把解释进行得更进一步。他的重生的必要条件是他要被一个男人帮助灌肠。（直到后来他被穷困所逼而自己取代了这个男人的位置。）这只能意味着他把自己认同于他的母亲，这个男人像他父亲一样在行动，而且灌肠正重复着性交的动作，就像其结果是粪便婴儿（再一次是他自己）被生出来。于是重生的幻想紧紧地和来自一个男人的性满足的必要条件捆绑在一起。因此翻译现在发展成这样：仅有的条件是，他取代了女人的位置并用自己来代替他母亲，这样让他自己被他父亲性满足并给他生个孩子——只有在这个条件下他的疾病才会离开他。因此，在这里重生的幻想仅仅是同性恋的愿望性幻想的一个损伤了的、审查了的版本。
如果我们更近地观察这个事情，我们禁不住评论到，在他为了他的康复而规定的这个条件下，他只是正在重复“原初场景”的时候事件的状态。在那个时刻，他想要用自己来代替他的母亲；而且，像我们很早以前假设的那样，正是他自己在那个场景中生产了粪便婴儿。仿佛被施了魔咒，他仍然保持着固着于这个对他的性生活具有如此决定性影响的场景，而它在做梦夜晚的回归带来了他的疾病的发作。幕布的撕开与他眼睛的张开和窗户的打开类似。原初场景已经逐渐转化成了他的康复的必要条件。
(101) 很容易做一个统一的陈述，一方面他作的抱怨表达的是什么，另一方面仅有的例外条件（在此条件下抱怨不再有效）表达的是什么，而且这样很容易搞清楚这两个因素下面的整个意义：他希望他可以回到子宫中，不仅仅是为了他因此可能被重生，而且是为了他可能在那里被他的父亲性交，可能从他那里获得性满足，并且可能给他生一个孩子。
出身于他父亲的愿望（就像他首先相信是一个事实的那样），被他性满足的愿望，送给他一个孩子的愿望——所有以他自己的男性气质为代价的这个东西，和在肛门爱欲的语言中表达的东西——这些愿望完成了他固着于他父亲的循环。在它们当中同性恋找到了其最大程度和最本质的表达。[100]
我认为，这个例子阐明了子宫幻想、同样也阐明了重生幻想的意义和起源。前者，子宫幻想，常常起源于（就像在这个案例中）对父亲的依恋。有一个在母亲的子宫中的愿望，是为了在性交中取代母亲——为了取代她相对于父亲的位置。另一方面，重生幻想，在最大可能性上经常是一个对于和母亲乱伦性交的幻想的软化了的替代（人们可能说是一个委婉的说法）；使用斯尔伯勒的表达，它是它的一个有神秘解释的[101]缩写。有一个回到在母亲的生殖器中的情景的愿望；在这个联系中男人把自己认同于他自己的阴茎并用它来代表自己。这样这两个幻想被揭示成为互相的配对物：根据主体的态度是男性气质的或是女性气质的，它们表达着他与他父亲性交或是与他母亲性交的愿望。我们不能抛弃这个可能性：在我们目前患者的抱怨中和为他的康复所规定的必要条件中，这两个幻想，也就是说两个乱伦的愿望，结合在了一起。[102]
(102) 我将最后一次尝试，根据我对反对者的方案来重新解释这个分析的最后发现。患者为他以一个典型的子宫幻想的方式来逃离世界而哀叹，并把他的康复看作是一个典型构想的重生。依照他的气质的支配性方面，他在肛门症状中表达了后者。他然后以他的肛门重生幻想为模型编造了一个童年场景，这个场景以一个古老的象征性表达媒介重复了他的愿望。他的症状于是串连在了一起，仿佛它们起源于那样的一个原初幻想。他被驱使从事这个长的回溯过程，或者是因为他遇到了生活中他懒于履行的某个责任，或者是因为他具有每个意识到他自己的自卑的理由，并认为他最好通过精心制作像这样的发明物来保护自己免于被轻视。
所有这些都非常好，只要这个不幸的可怜人没有在他不超过四岁的时候做了一个梦，这个梦发出了他的神经症开端的信号，这个梦被他（外）祖父的裁缝与狼的故事所激发，而这个梦的解释使这个原初场景的假设成为必要。荣格和阿德勒的理论所寻求给我们提供的所有的缓和物也不过就是对像这些微不足道但是无懈可击的事实的悲伤，哀叹。在目前的情况下，对我来说似乎更可能的是，重生幻想是原初幻想的一个衍生物，而不是相反，原初幻想是重生幻想的一个反映。而我们也许也可以假定，在他生日之后才只有四岁的患者，可能毕竟太小了而不会已经希望着再次被出生。但是不，我必须撤销这最后一个争论；因为我自己的观察表明，我们把孩子的力量估价得太低了，我们不知道他们不能被信任的是什么。[10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