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 九、概要重述与问题
我不知道是否这个分析报告的读者将会成功地对患者疾病的起源和发展形成一幅清晰的图画。相反，我担心情况不是这样。但是尽管在其它地方我几乎没有为我的展示艺术的能力说过什么，我还是愿意在目前这个场合为情有可原而辩护。这样早期阶段和这样深层次精神生活的描述是一个以前从来没有从事过的任务；把这个任务搞得糟糕比在它跟前逃跑要好。逃跑是一个不止（大约人们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包含在某种危险中胆怯的行动。因此我更愿意厚着脸皮对待它，并显示我还没有因为我的自卑感而允许自己退缩不前。
案例本身不是特别顺利的。占有关于患者童年的丰富信息的优势（这个优势通过儿童可以经过成人的媒介而被研究这个事实而成为可能）不得不以分析被糟糕地脱节和展示带着相应的缺口的代价而获得。患者身上个人的特质和对我们陌生的一个民族的性格使得摸索着进入他的内心的任务非常艰苦。在一方面患者的和蔼可亲的人格、敏锐的智力和他的好品质，与另一方面他完全放纵的冲动生活之间的反差，使一个过分长的预备性教育过程成为必要，而这使一个普通的观察更为困难。但是患者本人对这个给任何描述它的方式都加上最严重障碍的案例的特点没有责任。在成人心理学中，我们幸运地抵达了那一点，能够把心理过程分为意识与无意识的，能够都给以清晰的语言描述。在孩子们那里，这个区分几乎完全对我们弃之不顾。要决定选择什么来叫作意识什么叫作无意识经常让人为难。成为具有支配地位的过程和来自于其继发行为而一定等同于意识过程的那些过程，在儿童身上仍然不是意识的。很容易理解这是为什么。在孩子们那里，意识还没有获得它所有的特征；它仍然处于发展的过程中，而且还没有拥有把它自己变换成言语表象的能力。我们频繁地为了把两个东西搞混淆而内疚，一个是作为意识中的一种知觉而出现的现象，另一个是属于一个假设的精神系统的事实，这个系统我们应该指派某个常规的名称，但是我们实际上也把它叫作“意识”（意识系统）。当我们给出成人的一个心理学描述时这个混淆不会造成什么危害，但是当我们在处理一个小孩子的情况时那就是令人误解的。如果我们引入“前意识”那也对我们不会有多大帮助；因为一个孩子的前意识可能以同样的方式不能与成人的前意识相同。因此我们必须满足于清楚地认识到模糊性。
(105) 很显然，像在这若干页里描述的这样一个案例，可以被找个理由把精神分析的每个发现和问题拖入讨论中。但是这将是一个无休止而不合理的辛苦工作。必须要认识到，不能从单独的一个案例那里学到每件事情，每件事情也不能被它所决定；我们必须让自己满意于开发出它可能碰巧显示得最清楚的东西。无论如何，对精神分析所要求解释的东西总有狭窄的限制。因为，虽然它的工作就是通过揭示引人注意的症状的起源而解释它们，解释但仅仅描述精神机制和一个人通过那种方式被引导到的冲动过程却不是它的工作。为了从由机制和冲动所以建立起来的东西中产生出新鲜的一般化，使无数支配下的案例受到像目前这个案例一样的彻底深入的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们不容易被做到，它们中的每一个都需要几年的辛苦工作。这样这些知识领域内的进步必定是很慢的。让自己满足于“搔抓”很多人的心理表面和通过猜测来替代还没有做完的东西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诱惑——后者是在一些学派或者其它哲学的赞助之下做出来的。实践的需要也可能为了支持这个步骤而被印证；但是没有什么替代物可以满足科学的需要。
(106) 我现在将试图概略地描述对我的患者的性发展的一个综合考察，从其最早的迹象开始。我们首先听说的是他胃口的紊乱［98页］；因为考虑到其它的观察资料，我倾向于（虽然带着适当的保留）把这看作是性领域中某个过程的一个结果。我被驱使把所谓的“同类相食的”或“口腔的”阶段看作是最早可辨认的性组织，在其中性兴奋对于营养冲动的原始的固着仍然支配着场景。[104]不可期望我们会遇到这个阶段的直接的表现形式，而只会在出现紊乱的地方遇到它的迹象。营养冲动的削弱（虽然这当然有其它原因）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导到机体方面对控制性兴奋的失灵。在这个阶段性目的只能是同类相食——狼吞虎咽地吃；在我们目前患者那里它是通过从一个更高阶段的退行而出现的，以害怕“被狼吃掉”的形式。我们实际上被迫把这翻译成对被他父亲性交的害怕。众所周知，在女孩身上有一个发生在晚得多的年龄的神经症，是在青春期或者其后不久，以厌食症的方式表现对性的厌恶。这个神经症将不得不被与性生活的口腔阶段扯上关系。口腔组织的爱欲目的在情人的感情迸发的高度（比如在“我可以用爱把你吃掉”的用语中）和与孩子们的挚爱关系中（当成人假装自己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进一步出现。我已经在别处表达了一个怀疑，即我们目前患者的父亲自己常常沉溺于“挚爱的虐待”，并且可能和这个小男孩玩过狼或狗的游戏，而曾开玩笑地威胁要把他贪婪地吃掉（32页）。患者通过在移转中他的古怪行为确证了这个怀疑。无论何时他从治疗的困难退缩回到移转上，他常常用吃掉我、后来用各种其它的虐待来威胁我——所有这些仅仅是感情的表达。
(107) 永久的标记已经被这个性的口腔阶段留在了语言的用法上。例如人们通常讲到一个“令人胃口大开的”爱的对象，把他们喜欢的人描述为“甜的”。也将被记住的是，我们的小患者只愿意吃甜食。在梦中甜食和糖果有规律地代表着爱抚或者性满足。
此外，似乎有一个属于这个阶段的焦虑（当然只在紊乱出现的地方），它表现出对死亡的害怕，并可能附着于作为适合于这个目的而给孩子指出的任何东西。在我们的患者那里，它被用于引导他克服他胃口的丧失并实际上为之过度补偿。他胃口的这个紊乱的一个可能起源将被发现，如果我们记住（把我们放在我们已经如此频繁讨论过的假设上）他在一岁半时对性交的观察（这产生了如此多的延迟影响）肯定发生在他吃饭上的这些困难之前的话。这样我们也许可以假定，它加速了性成熟的过程并因而实际上也确实产生了即时的影响，虽然这些影响表面上无关紧要。
我当然意识到有可能以另一个更简单的方式来解释这个阶段的症状（狼焦虑和胃口紊乱），而丝毫不用提到性或者其组织的一个前生殖器阶段。那些喜欢忽略神经症的迹象和各事件之间相互联系的人们将更喜欢这另一个解释，而我将不能够阻止他们这样做。关于这些性生活的开端很难发现任何使人信服的证据，除了通过如我所指出的这样迂回的路径。
在格鲁莎场景中（两岁半）我们看到这个小男孩处在一个发展的开端，除了也许可以说早熟以外，这应当被看作是正常的；这样在其中发现了与他父亲的认同，和代表这男性气质的尿道的爱欲。它也完全在原初场景的影响之下。我们迄今为止把他与他父亲的认同看作是自恋性的；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原初场景的内容的话，我们不能否认它已经抵达了生殖器组织的阶段。他的男性生殖器官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而且它在受到他姐姐引诱的影响之下继续发挥着作用。
(108) 但是他所受到的引诱不仅仅给予鼓励了他的性发展的印象，而且给予了在一个更大程度上干扰和转移他的性发展的印象。它提供给他一个被动的性目的，而这与他的男性性器官的作用是极端不相容的。在首先遇到的外部障碍即来自于他的娜尼娅的阉割威胁之下，他那仍然缺乏热情的生殖器组织崩溃了（在三岁半时[105]），并退行到先于它的阶段，即退行到施虐肛门组织，对此他可能本来已经通过了，也许就像其他孩子所带有的细微表现那样。
施虐肛门组织可以容易地被看作是口腔组织的一个延续和发展。指向对象的所特征化的激烈肌肉活动，要被解释为预备吃的一个行动。这个吃于是停止作为一个性目的，而预备行动成为了一个完全充分的目的。与前一个阶段相比较，关键的新颖性是接受性的被动功能逐渐从口腔区域脱离出来，并固着在肛门区域。在这个联系中我们很难不考虑生物学的类似物，或者那个理论，即人身上的前生殖器组织应该被看作是在几类动物身上永久保留的条件的残迹。寻找其多种成分的冲动的建立是这个发展阶段的另一个典型的特点。
这个男孩的肛门爱欲不是特别地值得注意。在他的施虐性的影响之下，对粪便的挚爱的意义让位给了一个攻击性的意义。罪恶感在他的施虐性向受虐性的转化中起了一个作用，其存在指向着性之外领域中的发展过程。
他所受到的引诱通过维持他性目的的被动性而继续发挥着影响。它把他的施虐性在一个很大程度上转化成其被动的对应物——受虐性。但是可疑的是，是否引诱可以完全为被动性的特征负责，因为这孩子一岁半时对性交观察的反应已经主要是一个被动的反应了。他的感应式的性兴奋通过他拉大便而表现出来，虽然确实在这个行为中一个主动的元素也要被区分出来。和支配他的性冲动并在幻想中找到表达的受虐性一起，他的施虐性也持续下去，并被指向了小动物。他的性探索从引诱的时刻就开始了，并且在本质上关注两个问题：孩子的来源和失掉生殖器的可能性。这些探索把它们编织进了他的本能冲动的表现中，并且把他的施虐倾向引导到作为小孩子的代表的小动物身上。
(109) 我们现在已经把我们的说明进行到了大约这男孩的四岁生日的时候，正是在这一点上，梦使他在一岁半时的性交观察产生了延迟的运作。我们不可能完全地抓住或者充分地描述跟着发生的事情。要感谢他的智力发展的进步，他现在能够理解那个画面，而那个画面的激活，不仅像一个新鲜事件一样运作，而且像一个新的创伤，像来自外部类似于引诱的一个干涉。已被中断的生殖器组织在一个单一的打击下被重新建立起来；但是在梦中达成的进展不能被保持。相反，通过只能被等同为一个压抑的一个过程，出现了对新元素的否认，而且被恐惧症所代替。
这样施虐肛门组织在现在开始的动物恐惧症的阶段继续存在，只是遭受到一种焦虑现象的混合物。这孩子坚持着他的施虐活动，同样坚持着受虐活动，但是他对其中一部分反应出焦虑；他的施虐性向其反面的转变很可能取得更大的进步。
焦虑梦的分析给我们显示，压抑与他对阉割存在的承认相联。这个新元素被拒绝了，因为其接受将以他的阴茎为代价。更近一些的考虑把我们引导到某些像下面这样的结论。被压抑的东西是在生殖器意义上理解的同性恋态度，是一个在这个对阉割的承认的影响下形成的态度。但是这个态度是对于无意识而言被保持的，干着一个解离了的更底层的基础的工作。压抑的动机力量似乎已具有自恋性男性气质，而这个男性气质是固着在这男孩生殖器上的，并已进入到与他的同性恋性目的的被动性的一个长期冲突中。压抑因此是他的男性气质的结果。
(110) 一个人可能在这点上被吸引而要把一个轻微的改动引入到精神分析的理论中。似乎非常显然的是，压抑和神经症的形成一定是起源于男性倾向与女性倾向之间的冲突，这不考虑双性气质。然而对这种情况的观点是不完善的。对于两个冲突的性冲动，一个是自我和谐的，而另一个触犯了这男孩的自恋兴趣；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后者经受了压抑。因此在这个案例中，也是自我为了其中一个性倾向的利益而实施了压抑。在其它案例中没有这样的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之间的冲突；只存在着一个单一的性倾向，它寻求着接受，但是冒犯着自我的某些力量并因此而被抵制。实际上，性与道德的自我趋向之间的冲突远比在性的领域内发生的冲突普通；但是一个这样的道德冲突在我们目前的案例中是缺乏的。要坚持双性气质是导致压抑的动机力量，这是采取了一个太狭窄的观点；然而如果我们宣称自我和性倾向（即力比多）之间的冲突是导致压抑的动机力量的话，我们将必须涵盖所有可能的案例。
“男性抗争”的理论，就像它被阿德勒发展的那样，面对着这个困难，即压抑决不总是支持男性气质反对女性气质；有非常多种类的案例，在其中是男性气质不得不屈从于自我的压抑。
此外，在我们目前的案例中对压抑过程的一个更公正的评价将引导我们否认自恋性男性气质是唯一的动机力量。在梦中出现的同性恋态度具有如此压倒性的强度，以至于小男孩的自我发现自己不能够应付它，因此通过压抑的过程来保卫自己对抗它。[106]固着在他生殖器上的自恋性男性气质，因为反对同性恋态度而被拖进来，目的是为了辅助自我执行任务。仅仅是为了避免误导，我将补充，所有的自恋冲动都从自我开始运作，并在自我中具有永久的位置，而压抑被导向抵抗力比多的对象投注。[107]
(111) 现在让我们离开压抑的过程，虽然我们也许没有成功地把它彻底地处理，让我们转到这男孩从梦中醒来时的状态。如果确实是他的男性气质在梦的过程中战胜了他的同性恋（或者女性气质），那么我们应该必定发现，支配性的趋向是一个早已明确的男性气质的一个主动的性趋向。但是没有这种情况发生。性组织的实质没有被改变；施虐肛门阶段持续，并且保持了支配性的地位。他的男性气质的胜利只是在这里显示的：从那以后他对占优势的组织的被动的性目的反应出焦虑——那个目的是受虐的但不是女性的。我们不是遭遇到了胜利的男性性趋向，而仅仅是遭遇到了一个被动的趋向和一个对它的挣扎。
我可以很好地想像读者在我描画出的“主动的”与“男性（气质）的”、“被动的”与“女性（气质）的”之间的尖锐区别（不熟悉的然而是本质的）中所发现的困难。因此我将不踌躇于重复我自己。那么，在梦之后事件的状态可以如下描述。性趋向被分裂了；在无意识中生殖器组织的阶段已经抵达了，而且一个非常强烈的同性恋建立起来了；在这个东西的顶部（事实上在意识中）持续着早期施虐的和占主导地位的受虐的性趋势；自我大体上改变了它对性的态度，因为它现在否认性并且带着焦虑拒绝占优势的受疟的目的，就像它带着恐惧症的形成抵达了更深层的同性恋目的一样。这样梦的结果与其说是男性趋势的胜利，不如说是对女性的和被动的趋势的对抗反应。把男性气质的品质归属到这个反应上将是非常勉强的。事实在于，自我没有性趋势，而只有对它自己的自我保护的兴趣和保留它的自恋的兴趣。
(112) 现在让我们考虑恐惧症。它是在生殖器组织的水平上存在的，给我们显示着焦虑癔症的相对简单的机制。通过发展焦虑，自我在保护自己对抗它认为是不可抵挡的危险，即同性恋的满足。但是压抑过程在它背后留下了一个不能忽视的痕迹。危险的性目的所附着的对象不得不让它的位置在意识中被另一个对象所取代。成为意识的不是害怕父亲而是害怕狼。这个过程也没有用一个单一的内容停留在恐惧症的形成上。很长时间后狼被狮子所替代［39页］。与针对小动物的施虐冲动同时发生的，有一个导向它们的恐惧症，它们代表着这男孩的竞争对手，即可能的小孩。蝴蝶恐惧症的起源特别有意思。那就像在梦中产生狼恐惧症的机制的重复。由于一个偶然的刺激物，一个过去的经验即格鲁莎场景被激活了；她的阉割威胁因此产生了延迟的影响，虽然它发出的时候没有产生任何印象。[108]
(113) 真正可以说的是，在这些恐惧症的形成中涉及到的焦虑是对阉割的恐惧。这个陈述不包含这个观点的矛盾，即焦虑起源于同性恋力比多的压抑。两种表达模式都涉及到同一个过程：即力比多被自我从同性恋的愿望冲动那里撤回，然后力比多转换到了自由的焦虑中随后束缚在了恐惧症中[109]。第一个陈述方法仅仅另外提及自我得以发动的动机。
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查看问题我们将看到，当我们已从中抽出恐惧症的时候，我们患者的第一个疾病（不考虑胃口的紊乱）没有耗尽。那必须被看作是不仅显示焦虑症状而且显示转换现象的一个真正的癔症。同性恋冲动的一个部分被所涉及的器官保持着；从那时往后，并且在成年生活中，他的肠道表现得像是一个癔症性影响的器官。无意识压抑了同性恋，撤回到他的肠道里。恰恰是这个癔症的特质对于帮助清除他后来的疾病具有如此巨大的贡献。
我们现在必须鼓起我们的勇气进攻那甚至更复杂的强迫性神经症的结构。让我们再次记住这个状况：一个支配性的受虐的性趋势和一个压抑的同性恋趋势，与一个深藏在对它们的癔症性否认中的自我。什么过程把这个条件转换成了一种强迫性神经症？
(114) 转换不是通过内部的发展而是通过一个外部的影响自然地发生的。其可见的影响是，处于显著位置并且迄今已在狼恐惧症中找到表达的患者与他父亲的关系，现在在强迫性虔诚中表现。我忍不住要指出，在患者历史的这个部分中事件的进程对一个宣称提供着一个清楚明白的确证，这个宣称是我在《图腾与禁忌》中对于图腾动物与神性的关系而作出的。[110]我在那里决定支持这个观点，即上帝的观念不是从图腾发展来的，而是在独立地从一个共同的根源生成两个观念之后取代了它。我主张，图腾是第一个替身父亲，而神是后来的一个，在其中父亲重新获得了他的人形。而我们在我们的患者那里找到了同样的东西。在他的狼恐惧症中，他经历了一个图腾式的替身父亲的阶段；但是那个阶段现在中断了，而且作为他与他父亲之间新关系的结果被一个宗教虔诚的阶段所取代。
激发了这个转换的影响是他经过母亲的中介而获得的对宗教教条和圣经故事的熟悉。这个教育性的方法具有所希望的效果。施虐－受虐的性组织慢慢结束，狼恐惧症很快消失，而且作为对以焦虑来拒绝性欲的替代，一个更高级的压制方法出现了。虔诚成为了这孩子生活中的支配力量。然而，这些胜利的取得都不是没有经过斗争，他的渎神的想法就是斗争的表现，而一个强迫性宗教仪式的夸大的建立也是斗争的结果。
离开这些病理学的现象，可以说在目前的案例中宗教获得了所有的目的，为了这些目的它被包含在个人的教育中。它通过给性冲动提供一个升华和一个安全的停泊处而给它们施加了一个限制；它降低了他的家庭关系的重要性，这样就通过允许他接近巨大的人类团体而保护他免受隔离的威胁。这个桀骜不驯而且受到恐惧折磨的孩子变得社会化、行为端正而且服从于教育。
(115) 宗教施加给他的影响的主要动机力量是他对基督形象的认同，由于他的出生日期的巧合这对他也来得特别容易。沿着这条道路，他对他父亲的过份的爱（这使压抑变得必要）最终在一个理想的升华上找到了出路。作为基督，而他父亲现在被叫作上帝，他可以爱他的父亲，带着一种炽烈的热情，而只要他的父亲还是一个凡人这种热情就只能徒劳地寻找释放。这些他可以证明这种爱的方法是被宗教规定的，它们不是通过那种来自于他对爱的个人情感不能释放的罪恶感而萦绕于心头的。以这种方式，对他来说仍然有可能使他最深层的性趋势渐渐枯竭，而这种性趋势已经以无意识同性恋的形式被沉积下来了；同时他那更表浅的受虐冲动没有多少克制就找到了一个无与伦比的升华，是在基督受难的故事中，基督在他神圣的天父的要求下，并且出于他崇高的意愿，让自己被虐待并且牺牲。因此是那个宗教为这个被重压的孩子做了工作——通过它给信徒提供的满足、升华、从肉欲过程到纯粹精神过程的转移、和接近社会关系的组合物。[111]
他一开始给宗教提出的反对有三个不同的起源点。首先，大体上有他的性格特征（我们已经例证过）挡开所有的新奇事物。他曾经采取的力比多的任何位置都被他顽固地保卫而免于通过放弃而丧失的恐惧，和免于对被眼前的新位置所提供的完全替代的可能性的不信任。这是一个重要而基础的心理学特性，对此我在我的《性欲三论》（1905d）中描述为对“固着”的一个易感性。[112]在精神“惯性”的名称之下，荣格试图把它树立为所有神经症患者的失败的主要原因。我认为他在这一点上错了；因为这个因素具有一个普遍得多的应用，并且在非神经症患者的生活中也发挥着一个重要作用。力比多投注的巨大的灵活性或者惰性（其它种类的能量投注也同样）是许多正常人们身上都有的特别的特征，而决不只在所有的神经症患者身上，而这些特征迄今为止与其它品质还没有发生关系。它们就像质数一样，是不可再分的。我们只知道关于它们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心理投注的灵活性是一个显示随着年龄的增加而显著降低的属性。这给予了我们精神分析治疗在其内有效的界限的指征之一。然而有一些人在远超过通常的年龄界限之外保持着这个心理可塑性，而其他人过早地失去了它。如果后者是神经症患者，我们作出了不受人欢迎的发现，即逆转他们身上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在表面相似的环境中这些发展在其他人身上被很容易地应付了。因此考虑到精神能量的转化不亚于物理能量的转化，我们必须利用一个熵的概念，它抗拒着已经发生的事物的逆转。[113]
(116) 攻击的第二点是通过环境提供的，宗教教条本身是基于一个决不模糊的上帝与父亲的关系之上的，并且实际上带有主持了其起源的矛盾态度。患者在一个高度的发展中所拥有的自己的矛盾情感，帮助他察觉在宗教里的同样的特点，并且他把那些批评的力量运用在了这个特点上，而这种批评在一个四岁半孩子身上不会不使我们惊讶。
但是有第三个因素在起作用，它肯定是最重要的，而且我们必须把他对宗教的斗争的病理学产品归属于它的运作。事实在于，迫使他转向以男人作为性对象的心理趋势和已被宗教升华了的心理趋势不再是自由的；其一个部分被压抑切断了，并且因此从升华的可能性中撤回来而捆绑在其原始的性目的上。借助于事情的这个状态，被压抑的部分不停地努力要稳步前进到升华了的部分，或者把后者拖到自己那里。他纠缠于基督的身体的第一个反复思考已经包含了这个问题，即是否那个庄严的儿子也能够实现与他父亲的性关系，这是患者在他的无意识中存留的。他对这些努力的拒绝的唯一结果是明显的渎神的强迫性想法的产生，在其中他对上帝的身体上的爱慕以贬低的形式宣称了自己。于是对这些折衷的一个猛烈的防卫性的斗争不可避免地导向了一个强迫性的夸大，对所有规定为表达对上帝的虔诚和纯粹的爱的活动的夸大。宗教最终胜利了，但是其本能的基础证明了其自身比其升华的产品的持久性要无比地强。一旦事件的进程给他呈现一个新的替身父亲，把其重要性放在对抗宗教的位置上，宗教就被停止了并被另外的东西取代。作为一个有趣的复杂情况，让我们进一步记住，他的虔诚起源于女人（他的母亲和他的保姆）的影响之下，同时正是一个男性的影响使他从中解脱出来。
(117) 在施虐肛门组织基础上的这个强迫性神经症的起源大体上确证了我在别处论及强迫性神经症的秉质时说过的东西（1913i）。然而，在目前案例中一个严重癔症的预先存在使得在这方面更加不清楚。
我将通过给出一些简短的扫视和后来的演化来结束我对患者的性发展的考察。在青春期几年中，一个显著肉欲的、男性的趋势，带着适合于生殖器组织的一个性目的，在他身上出现了；这必定被看作是正常的，而其历史占据了直至他后来疾病的阶段。它直接与格鲁莎场景有关，从这个场景中它借用了其特征化的特点——突然出现和停止的强制性的堕入爱河。这个趋势不得不与来自于他的幼儿神经症的禁制作斗争。在女人的方向上有了一个猛烈的抽回，他就因此赢得了通向完整的男性气质的道路。从那时往后，他保持了把女人作为他的性对象；但是他没有享受到这个占有，因为一个强力的、并且现在是彻底无意识的对男人的倾向（在其中联合了他发展的早期阶段的所有力量），正不停地把他从他的女性对象那里拉开并不时地迫使他夸大对女人的依赖。在治疗期间他不停地抱怨说他不能忍受和女人有关系，我们所有的劳动都被导向了给他揭示出他与男人的无意识的关系。整个情景大概可以用公式的形式来总结。他的童年以主动性与被动性之间的摇摆为特征，他的青春期是为了男性气质的奋斗，而他患病以后的时期是为了他的男性欲望的对象的斗争。他的神经症的促发因素不是我已经能够作为“挫折”的特殊案例而放在一起的发作类型[114]当中的一个，它因此引起了对那个分类中缺口的注意。在一个生殖器的组织感染复活了他的阉割恐惧、粉碎了他的自恋和迫使他放弃了被命运眷顾的希望之后，他崩溃了。于是作为一个自恋性的“挫折”的结果，他病倒了。他的自恋的这个过分的力量完全与一个禁制的性发展的其它指征相协调：与这个事实协调，不考虑它所有的能量，如此少的他的精神趋向被集中在他的异性恋对象选择上，而与自恋站得如此之近的他的同性恋态度在他身上作为一个无意识力量持续着，带着如此巨大的坚韧性。自然，在像这样的紊乱存在的地方，精神分析治疗不能发生任何即刻的革命，或者把事情放在一个正常发展的水平上；它只能除掉障碍清理路径，这样生活的影响就或许能够沿着更好的路线促进发展。
(118) 我现在将把患者精神的一些特性集中在一起，这些特性被精神分析治疗揭示出来但是没有进一步得到阐明也没有因此受到直接的影响。这些是他的固着的坚韧性（已被讨论过了），他对矛盾情感的非凡的倾向，和（作为在体质上值得古老的名称的第三个特质）他同时维持最多变而对立的力比多投注的能力，所有这些能够并肩运行。他在这些特性之间的经常的摇摆（很长时间似乎阻碍了在治疗中发现和进步的道路的一个特征）支配了在他成年的疾病期间临床的图画，对此我很少能够在这些页面中触及。这无疑是一个属于无意识的普遍特征的特质，在他的案例中坚持着进入已成为了意识的过程。但是它只在情感冲动的产品中表现自身；相反地，在纯粹逻辑的领域他泄露了发掘对立与矛盾的一个特别技巧。因此是他的精神生活以与古埃及的宗教相同的方式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这种古埃及的方式对于我们是如此的难以理解，因为它把其发展的早期阶段与最终产品肩并肩地保留在一起，与最现代的神一道保持着最古老的神和它们的属性，这样就宛如在一个二维的表面上展开着其它演化例子在立体中给我们显示的东西。
(119) 我现在来到了我不得不关于这个案例所说的结尾部分。在它引起的许多问题中，还有两个似乎对我来说值得特别的强调。第一个关系到种系发生方面的继承的图式，它们像哲学的范畴一样，涉及到把来自于实际经验的印象“放置”的工作。我倾向于采取这个观点，即它们是来自人类文明历史的沉淀物。包含着孩子与其父母关系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它们中的一个——实际上是这个类别中最为人所知的成员。无论经验在何处不能与遗传的图式相适应，它们都重塑在想像中——一个可能非常有利于详细贯彻的过程。恰恰是这样的案例被设计得使我们确信这种图式的独立存在。我们经常能够看见图式战胜个体的经验；就像在我们目前的案例中男孩的父亲成为了阉割者和对他幼儿性欲的威胁，而不管在其它方面一个颠倒了的俄狄浦斯情结是什么。在一个保姆来扮演母亲的角色的地方或者两者熔为一体的地方，一个相似的过程在运作。经验与图式之间的矛盾看上去以丰富的材料供给了童年的冲突。
(120) 第二个问题与第一个问题相去不远，但是它无比地更为重要。如果有人考虑这个四岁孩子的朝向复活了的原初场景的行为，[115]或者甚至如果有人关心当场景被实际经历时这个一岁半孩子的简单得多的反应，那么就很难消除这个观点，即某种几乎不可定义的知识，宛如预备着理解的东西，那个时候在这个孩子身上工作着。[116]我们不能对这可能已经存在的东西形成概念；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做主的，只有简单的类似（那是很漂亮的），对影响深远的动物的本能[117]知识的类似。
如果人类也拥有像这样的一个本能的天赋，那么不会让人惊讶的是它应该非常特别地涉及到性生活的过程，即使它不会只限制在这些过程内。这个本能的因素于是将成为无意识的核心，原始的一种心理活动，而后来被人的理性所废黜和覆盖，当这种能力被获得的时候；但是在一些人身上，也许在每个人身上，将保持把更高级的心理过程引导到它上面的力量。压抑将是对这个本能阶段的返回，而人因此将用他的神经症倾向来偿付他伟大的新获得物，而且将通过神经症的可能性为那些早期的、像本能一样的、初步的阶段作证。早期童年的创伤的意义将在于，它们给这个从发展的后来进程的消磨中保存下来的无意识贡献材料。
(121) 我意识到，表达已经在许多方面被给予了像这样的一些思考，这些思考强调遗传即心理生活中种系方面获得的因素。实际上，我认为人们已经过于容易为它们找到位置和在精神分析中归属它们以重要性。我考虑，它们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是可以接纳的，即当精神分析严格地遵守了正确的优先顺序的时候，并且在穿过由个体所获得的东西的基层奋力前进之后，最后遇到了所继承的痕迹。[118]
[1] 这些日期得自于厄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1955，312），依据弗洛伊德的通信。在第7页下面的脚注中，他说是1914—15年冬天。（如无特别说明，注释均译自于《标准版》，页码均表示原文页码，原文页码在段落前用带括号数字表示。——译者）
[2] 这个案例志是在治疗结束后不久写下来的，是在1914—15年冬。那个时候我对于C.·G.·荣格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正尽力要给予精神分析发现的一些扭曲了的重新解释仍然保有新鲜的印象。因此这篇论文是与我的文章“关于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发表于1914年的《精神分析杂志》）连在一起的。它是通过分析材料的客观的评价对包含在那篇文章中的论争的一种补充，而该论争在本质上是有关个人性格的。它原本是为了《杂志》的下一卷，然而由于[第一次]大战的障碍而使其出版无限期地推迟。因此我决定把它加到由一个新出版商[赫勒（Heller），地点在Deuticke]发行的这个论文集里[S.K.S.N.，4]（《神经症小集》，第4卷）。同时我被迫在我的《精神分析导论讲演》（我在1916和1917年发表）中论及了许多本该在这篇论文中首次提出来的观点。在初稿的文本中没有作什么重要的改动；添加的东西以方括号的方式表示。[只有两个这样的添加的段落，出现在57页和95页。其它的，如同《标准版》的其余卷次，方括号表示编者添加的东西。在脚注中“扭曲了的重新解释”（twisted re-interpretations）这个词组替代的是德文“Umdeutungen”。这个英文翻译是由作者建议的。]
[3] [在1924年以前的版本中写作“第八”。]
[4] [我们从琼斯博士处得知，这个患者所咨询的精神病学家是这样的专业的领导者，如：柏林的齐亨（Ziehen）和慕尼黑的克雷匹林。]
[5] [儿童分析的证据性价值已在“小汉斯”（1909b）的案例志中被弗洛伊德讨论过，《标准版》10卷，6和101页。]
[6] [见“无意识”（1915e），第五部分。]
[7] [分析长度的问题在“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1937c）中被弗洛伊德讨论。]
[8] [给一个分析设定一个时间限制的效果，在上一个脚注所引论文的第一节关于这个案例的部分被弗洛伊德所考虑。]
[9] [如果参考121页下的脚注，有点复杂的案例的年表将变得清楚一些。]
[10] [见76页。在1924年以前的版本中这里写作“也许在他六岁那年”。]
[11] 两岁半。后来有可能确定几乎所有的年代。
[12] 通常，这种信息可以被用作绝对可信的材料。因此通过询问他家庭里年老成员的方式来填补一个患者记忆中的缺口看上去似乎是可以试图采取的容易的路线；但是我不能建议对这样一个技术依靠得太多。在回答询问和请求中，可以被亲属讲述的任何故事都受到可能起作用的每个批评性的疑虑的支配。一个人总是会为使自己依赖于这样的信息而抱憾；同时分析中的信心被动摇了，而上诉法院就是为这个而设立的。无论可以回忆起来的是什么，总之都将在更深入的分析的进程中真相大白。
[13] [患者很可能记住的是家庭在一年中绝大部分时间生活的那个庄园（参见14页）。两个最初的房产被卖掉以后，就弗洛伊德所说，这个家庭买了一处新的（参见93页）。]
[14] [“Schwalbenschwanz.” 这里和第八部分下面开始之处，1924年以前的版本写作“旗舰蝶”（红白纹蝶）。]
[15] [弗洛伊德在他“分析中的构造”（1937d）的论文中，特别是在第二部分，非常详细地论及这个问题。]
[16] [见弗洛伊德对莱昂纳多的研究（1910c）中对此的长讨论，在第二章开头附近。]
[17] [参见弗洛伊德关于这个主题的较早的论文（1912d）。]
[18] 见下面93页。[要知阿德勒观点的更完整的讨论，见“关于精神分析运动的历史”（1914d）第三部分。]
[19] [无疑是普希金。]
[20] [在1924年以前的版本中这里写作“从三又四分之一岁到三岁半”。]
[21] 译者注——糖棒（sugar-sticks）与手杖（stick）也有个类似关系。
[22] 译者注——原文“whipping-boys” （替罪羊）原意指与王子或其它贵族之子同时抚养并为后者错误行为替代受罚的人，直译为“鞭打男孩们”。
[23] [关于打幻想（beating-phantasies）的主题见弗洛伊德（1919e）的下文，179页。（即“一个孩子被打”——译者）
[24] 对于被动的倾向，我指的是具有被动的性目的的倾向；但是这样说时我想的不是冲动的转化而是它的目的的转化。
[25] [术语“矛盾情感”（ambivalence）的这个作为提及主动性与被动性的例外用法在“冲动及其变迁”（1915e）的编者的一个脚注中被讨论。]
[26] [更充分的关于认同的讨论见《集体心理学》（1921c）第七章。]
[27] [参见弗洛伊德对“来自一个罪恶感的犯罪者”的讨论，这构成他的文章“在精神分析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性格典型”（1916d）的第三部分。]
[28] “梦中来源于童话故事的材料的存在”（1913d）。
[29] 译者注——原文在使用表示狼的代词时，用的是拟人化的“him”、“his”等，为避免混淆这里改用“它”。
[30] “可比较这两个童话故事与克罗诺斯的神话之间的相似性，这已被兰克指出来（1912）。”
[31] [见《释梦》（1900a），标准版第五卷，372页。]
[32] [参见《释梦》，标准版第四卷，288页。]
[33] 六个月的年龄被认为是不太可能的，实际上作为选择对象简直不能站得住脚。
[34] 比较在强迫性神经症期间这个因素后来的变形。在治疗期间患者的梦中它被一阵强风所取代。[1924年加：]“Aria”=“air”。[“Mal-aria”=“bad air”（坏的气流）。]（译者注——malaria即疟疾）
[35] 我们可以在这个联系上评论说，患者在他给梦画的图解中只画了五只狼，然而文本提到的是六或七只。
[36] [也许更清楚的是说“n+½”。重点在于，由于患者的生日与夏天之间的六个月间隔，他获得创伤那时候的年龄一定是0岁+6个月，或者1岁+6个月，或者2岁+6个月等等。然而0+½岁已经在36页的脚注中被排除了。]
[37] 穿着白色的内衣：白狼。
[38] 为什么是三次？有一天他突然作了这个陈述，通过解释我发现了这个细节。这不是事实。这是个自发的联想，免除了进一步的批评；在他通常的方式中，他在我身上终止联想，通过这个投射试图使联想看起来更可信。
[39] 我意指当他四岁做梦的时候他理解，不是观察的时候。当他一岁半的时候接收到了那些印象；他对它们的理解是延期的，但由于他的发展、性兴奋和性探索而在做梦的时候有可能理解。
[40] 这些困难中的第一个不能通过假设说在观察时候的孩子毕竟很可能还大一岁而得以减低，也就是说两岁半，一个他也许完全能够说话的年龄。我这个患者的案例的所有微小细节几乎排除了以这种方式变动时间的可能性。而且，应该考虑到的事实是，这些观察父母性交的场景决不是很罕见地出现在分析中。然而它们发生的条件恰恰应该是在童年最早阶段。孩子越大，如果父母在一定的社会地位之上，孩子就将被越发仔细地剥夺这种观察的机会。
[41] [“Urszene”。这似乎是此术语的最早的发表的使用。然而，弗洛伊德在早至1897年5月2日写给弗利斯的信中就已在大致相同的意义上使用过它（1950a，第61封信）。]
[42] 在来自学校老师沃尔夫的申斥之后，他获悉，他的同伴们的普遍观点是，要得到安抚，老师期望从他那里得到钱。以后我们将返回到这一点[72页及其后]。——我们可以看见，如果可以假定他对狼的整个恐惧确实起源于具有这个名字的拉丁老师，假定它被投映回他的童年中，并且被童话故事的插图所支持而引起了原初场景的幻想，那么要形成像这样的一个孩子的发展史的一个纯理论的观点是极其容易的。但这是站不住脚的；狼恐惧症的年代上的在先性及其对在第一处庄园里度过的童年阶段的定位，被远较放心地证明了。而他四岁时的梦呢？
[43] 费伦齐（1912）。
[44] 在梦里是“六或七只”。“六”是被吃掉的孩子的数字；第七只逃进了钟罩里。必须要为每个细节作出解释，这总是释梦的一条严格法则。
[45] 既然我们已经成功地做了梦的一个综合，我将尝试对梦的显在内容与潜在的梦思之间的关系给出一个全面的说明。[参见“杜拉的”第一个梦的综合（1905e），标准版第七卷，88页及其后。]
那是在夜里，我正躺在我的床上。这句的后面部分是原初场景的复制的开始。“那是在夜里”是“我已经睡着了”的一个歪曲。其评论，“我知道我做梦的时候是在冬天，在夜晚”，涉及到患者对梦的回忆而不是内容的一部分。这是正确的，因为那是他生日即圣诞节之前某日的夜里。
突然窗子自己打开了。这要被翻译为：“突然我自己醒来了”，是原初场景的一个回忆。狼故事的影响，在其中狼穿过窗子跳进去，正使它本身感觉像是一个修改因素，把一个直接的表达转换成一个可塑性的表达。同时窗子的引入服务于为梦的其后内容提供一个同时性的参考的目的。在圣诞夜，门突然打开，人们看见眼前挂满礼物的树。因此这里对圣诞节的实际期望（包含着性满足的愿望）的影响正表现出来。
大胡桃树。圣诞树的代表，因此属于当前的情形。但也是出自于狼故事的树，裁缝躲避追赶逃到树上，而在树下狼群在监视着。而且，就像我经常能让自己满足的那样，一棵高树是观察的象征，偷窥癖的象征。一个坐在树上的人可以看见每个在他下面经过的东西，而他自己不会被看见。比较卜伽丘的众所周知的故事，和类似的黄色小说。
狼。它们的数目：六或七。在狼故事中有一群，没有给出数目。数字的确定显示了“七只小山羊”的童话故事的影响，其中六只被吃掉了。原初场景中的数字二被一个更大的数字（在原初场景中那会很荒谬）所取代的事实，作为一个歪曲的方法为抵抗所欢迎。在给梦作的图解中，做梦者带来了数字五，很可能意味着要改正“那是在夜里”的陈述。
它们正坐在树上。首先它们取代挂在树上的圣诞节礼物。但是它们也被调换在了树上，因为那样可以意味着它们正在看。在他（外）祖父的故事中它们被布置在树下。它们与树的关系因此在梦中已被反转了；从这一点可以得出结论，还有潜在材料的进一步的反转要在梦的内容中被发现。
它们带着紧张的注意力看着他。这个特写完全来自于原初场景，并以被彻底倒转的代价得以进入梦中。
它们很白。这个特写本质并不重要，但是在做梦者的叙述中被重重地强调。它的强度归功于来自于所有基层材料的元素的丰富的熔合，它将来自于梦的其它源泉的不重要的细节与更有意义的原初场景的碎片组合在一起。其决定性的这最后部分回溯到他父母的床铺和内衣的白色，这一点加上羊群和牧羊狗的白色（作为他在动物中的性探索的暗示），和“七只小山羊”童话故事中的白色（其中母亲通过她的白手被认出）。以后我们将看到白色的衣服也是死亡的一个暗示。[似乎实际上没有对于这一点的更清晰的参考。这个联系也许是与裹尸布的情节有关（98页）。]
它们坐在那里不动。这与所观察到的场景的最打动人的特征相矛盾。也就是说，那个场景的激烈的运动。由于它所导致的姿势，那个运动在原初场景与狼故事之间建立了连接。
它们有像狐狸一样的尾巴。这一定与关于狼故事的起源于原初场景的动作的结论相矛盾，这个结论必须要被看作是做梦者的性探索的最重要的结果：“那么确实有阉割这样一回事。”这个结论被最终接受所带来的恐惧在梦中爆发了，并带到了最后。
害怕被狼吃掉。似乎对做梦者来说，仿佛这个害怕的驱动力不是来源于梦的内容。他说他没必要害怕，因为狼看起来更像狐狸或狗，而且它们没有冲上来咬他，而是非常安静，一点都不可怕。我们观察到，梦的工作有时通过把令人烦恼的内容转化为它的反面而使它无害化。（“它们不动，只是看，他们有最可爱的尾巴！”）直到最后这个权宜之计失败，恐惧才爆发。在童话故事的帮助下它将自身表达出来。在童话故事中山羊孩子被狼父亲吃掉。童话故事的这个部分也许是作为一个威胁的提醒者起作用，这个威胁是孩子的父亲在和他一起玩的时候所作的；因此被狼吃掉的恐惧可能是一个记忆恢复，同时是一个被移置的替代物。
在梦中作为驱动力而起作用的愿望是明显的。首先有一些白天的表面愿望，即圣诞节和随之而来的礼物，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个不耐烦的梦），而伴随着这些的是更深的愿望，现在永久地呈现，即来自于做梦者父亲的性满足。这立即被再一次看见那如此吸引人的东西的愿望所取代。这个精神过程于是继续着它的道路。从这最后一个召唤着原初场景的愿望的满足开始，它走到了现在已变得不可避免的一步——对那个愿望的否认和它的压抑。
这个注释的慢慢展开和推敲的工作已通过努力给读者呈现某种等价物而被强加在我身上，即为了展示由自己所实施的一个分析的令人信服的力量；也许它们也会使读者对要求展开了几年的分析的发表失去信心。
[46] 我们也许最好公正地评判患者的这个陈述，假定他观察的对象首先是在正常位置的性交，对此难免产生一个施虐行动的印象，而只是在这之后才是改变了位置的性交。因此他有一个作其它观察和判断的机会。然而，这个假设没有确证，而且似乎对我来说并非必不可少。我们一定不要忘记文本中给出的简短描述背后的实际情形：患者在分析中，超过二十五岁，正在将他四岁时的印象和冲动转化成他那时绝对找不到的词语。如果我们未能注意到这一点，说一个四岁孩子就能够有如此的技术判断和学会概念，就可能很容易看起来滑稽和难以置信。这只是另一个延迟动作的例子。在一岁半的年龄，孩子接收到他不能够充分反应的一个印象；他只是在四岁的年龄印象复活时才能够理解它，并被它所打动；只是在二十年后，在分析期间，他才能够在意识层面上抓住在他身上一直持续着的精神过程。患者有理由忽视这三个时间阶段，把他目前的自我放在已过去很久的情景中。在这之中我们跟随他，因为就像第二和第三个时间阶段之间的距离能被忽略一样，正确的自我观察和对影响的解释一定也可以同样如此。此外，我们没有其它描述第二阶段时间的方法。[这个延迟动作的理论已经在《癔症研究》中讨论弗洛伊德那时称为的“保留癔症”时被他提出来（标准版第二卷161页及后）。在也写于1895年、于他死后出版的“大纲”（1950a）的第二部分中，他对其在癔症中的工作方式也给出了一个非常详尽的说明。但是在这一理论的这些早期陈述中，原初场景的影响被至少推迟到青春期，而原初场景本身从来没有设想为像在这个案例中一样那么早地发生。]
[47] 我们以后将获知[77页及后]，当我们描绘出他的肛门爱欲时，他怎样进一步处理这部分问题。
[48] [后来兰克（1926）尝试利用狼梦来支持他自己的关于移转分析的观点。他的论点被费伦齐（1927）所批评，费伦齐引用了“狼人”自己的一封信的原文，这封信被弗洛伊德所支配。]
[49] [参见弗洛伊德的论文“分析中的构建”（1937d）。]
[50] 在《释梦》（1900a）第一版中的一个段落将显示在多么早的一个阶段我就关注于这个问题。在那本书的126页[标准版第四卷184页]有一个对发生在梦中的评论的分析，即“那再也不能获得了。”它被解释为从我自己那里起源的一个短语。“几天以前，我曾给患者解释童年的最早经验‘再也不能像这样获得’，而是在分析中被‘移转’和梦所替代。”
[51] 做梦的机制不会被影响；但是梦的材料某种程度上服从于命令。[见“对释梦理论和实践的评论”（1923c）的第七部分。]
[52] 我有很好的理由更愿意说“力比多从当前冲突的转移”。[对于弗洛伊德对力比多与兴趣之间关系的观点，将他论自恋（1914c）的论文第一部分的末尾。]
[53] [一般所知的“奥卡姆剃刀”。]
[54] [在1924年以前的版本中这里写作“三岁半”。]
[55] [作者的方括号。见7页脚注末尾。]
[56] [“不清楚”——一个裁决，指审判中的证据是非决定性的。]
[57] 我也反复地试图把患者的整个故事无论怎样往后推一年，以这种方式将引诱放在四又四分之一岁，梦放在五岁生日，等等。至于事件之间的间隔，没有获得任何时间的可能性。但是患者在这一点上保持着顽固，虽然他没有彻底成功地消除我的怀疑。对于他的故事所产生的印象和与之相连的讨论牵连而言，像这样顺延一年显然没有什么重要性。
[58] [当然这里应该是橄榄山。弗洛伊德告知译者，这个错误源自于患者本人。]
[59] 特别是打在阴茎上（见26［和47］页）。
[60] ［见弗洛伊德在这篇文章之前不久所写的关于这个主题的论文（1913i）。］
[61] 正如我们将听见的，这个症状在他六岁后和他已能够阅读时已经发展了。
[62] 假设原初场景的真实性。
[63] ［莱蒙托夫的“鬼”］
[64] ［见弗洛伊德论“性格和肛门爱欲”（1908b）的论文。］
[65] ［德语词“Durchfall”字面意义是“掉下去（的事实）”；它被用于“失败”的意义，如同在考试中，而且也用于“腹泻”的意义。］患者告知我，他的母语没有与“Durchfall”的德语用法相类似的用法来描述肠道的紊乱。
[66] 这个表达在患者的母语中与在德语中一样具有同样的意义．［德语习语婉转地指称排泄的过程。］
[67] 他让某个别人给他用灌肠剂或者他自己设法用，效果是同样的。
[68] ［参见“鼠人”的案例志（1909d），标准版第10卷241－243页。］
[69] ［弗洛伊德在他的论“防御的神经精神症”（1896b）的第二篇论文的第二部分的开头已经论及这一点。他在《禁制、症状与焦虑》（1926d）的第五章又暗示到这一点。］
[70] ［这个短语（“mitsprechen”）回到《癔症研究》（1895d），标准版第二卷，296页以下。］
[71] 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没有准确地定出；但无论如何是在他四岁时的焦虑梦之前，而且很可能是在他父母离开家之前。
[72] 很可能离事实不远的一个结论。
[73] 或者只要他没有领会狗之间交配的意义。
[74] 译者注——这里涉及对弗洛伊德所用词语Verwerfung的理解和翻译。法文版译为“un jugement qui rejette et choisit”（Cinq Psychanalyses，385页），意为“一个拒绝和选择的判断”，拉康曾对此作了批评，认为就应该是“拒绝”，参见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第一本，43页。
[75] 参见“论在肛门爱欲中例证的冲动的转化”（1917c）。[见下面125页。虽然那篇论文是在他目前的案例志之前发表的，但它很可能是后来写的。]
[76] 我相信在证实这个陈述即幼儿只用他的排泄物弄脏他们认得并喜欢的人这个方面不会有什么困难；他们不认为对陌生人值得给予这种殊荣。在我的《性欲三论》（1905d）［标准版第七卷185－187页］中，我提到了粪便所用于的非常早的目的——即肠道粘膜的自淫的刺激。我们现在抵达了一个进一步的舞台，在其中排便过程中的一个决定性角色被孩子对于某个他显示顺从或者惬意的对象的态度所扮演着。这个关系是一个持续的关系，因为甚至更大的孩子们也将只允许他们自己在排便或撒尿时被特定的有特权的人所帮助，虽然在这个联系上其它满足形式的前景也被包含了。
[77] 正如我们察觉到的，在无意识中，“不”并不存在，而对立面之间也没有区别。否定只是通过压抑的过程被引入。［见“无意识”（1915e）第五部分和“否定”（1925h）的后面的篇章。］
[78] 译者注——在英语中“礼物”（gift）强调的是赠与品，与“给”（give）在音、形、义上都有共同之处。
[79] ［在德语中单词“empfangen”既有“接受了”也有“怀孕了”的意思。］
[80] 就像害虫经常再梦和恐惧症中代表婴儿。
[81] 粪便总是像这样被孩子们所对待。
[82] “精神分析治疗中的记忆幻觉（‘Déja Raconté’(已经讲述过的)）”（1914a），［标准版第13卷204页下］。
[83] “参见‘来自于童话故事的材料在梦中的发生’［1913d］。在后来一个时候他又讲述这个故事时他作了如下修正：‘我不相信我在刻树。那是与另一个回想的混淆，而那个回想一定也被幻觉性地篡改了，内容是用我的小刀在树上割了一个口子，血从树上流出来。’”
[84] ［坦克雷德所深爱的克洛琳达的灵魂被囚禁在一颗树中；当他不知道这一点而用他的剑猛砍树时，血从切口流出来。这个故事连同“强迫重复”在《超越快乐原则》（1920g）第三章中被弗洛伊德更为详尽地讲述。见标准版第18卷18、22页。］
[85] 我们已经知道关于他的娜尼娅的这一点，而且我们将在与另一个女人的关系中再次听到这一点。
[86] 证据见67、68页。
[87] 他后来的疾病症状中最折磨人的、然而同时最奇异的是他与他从那里定购一套衣服的每个裁缝的关系：这个高度专职人员在场时他的顺从和胆怯，他通过给他奢侈的小费而试图进入他的好名册（译者注——英文“good book”有时指圣经）中，和他对工作结果的绝望（尽管可能事实上已经成功了）。［“裁缝”的德语词是“Schneider”（译者注——也是德国人的常见姓），来自于动词“schneiden”（“切割”），其一个复合词“beschneiden”意思是“环切”（割包皮、行割礼）。也应被记住的是，是裁缝扯掉了狼的尾巴（30、31页）。］
[88] 在这个联系中我们可以提及他做的一些梦，比焦虑梦晚，但那时他仍然在第一个庄园里。这些梦把交媾的场景描绘成在圣美的（天上的）身体之间发生的事件。
[89] ［德语“Mitleid”（同情）字面上是“忍受着”。］
[90] ［一次淋病感染。参见7页。］
[91] 非常值得注意的是，羞耻的反应应该与不自觉的膀胱的排空（白天或者夜晚）如此密切地联系起来，而不是像人们料想的那样与肠道的失禁同样地如此密切。经验没有给对这一点的怀疑留下空间。被发现存在于膀胱的失禁与火之间的有规律的关系也提供着反思的素材。有可能这些代表着人类文明历史的积淀的反应和关系，比存活在神话和民间故事中预留给我们受支配的任何东西都来自于一个更低的组织层。［弗洛伊德在他的“杜拉”（1905e）案例志中讨论了遗尿与梦见火的联系，标准版第7卷71－72页。在《文明及其不满》（1930a）的第三章的一个脚注中他回到了这个主题，后来又对它贡献了一篇论文（1932a）。］
[92] 可以指派一个他大约两岁半的时间：在他所假定的性交观察和引诱之间。
[93] 这是在梦之前。
[94] ［在奥地利“Espe”和“S.P.”发音完全一样。］
[95] ［见弗洛伊德论神经症的病源学中性欲所扮演的角色的论文（1906a）中这方面的讨论，标准版第7卷，273页以下。］
[96] ［作者的方括号。见第7页脚注的最后。］
[97] 《无意识过程的心理学》，1917年。这篇文章发表得太迟而没有影响到我的《讲演》。
[98] ［这一点在“精神分析道路中的一个困难”（1917a）中被弗洛伊德非常详尽地处理了，140页下。］
[99] ［“胎膜”的德语词（Gluckshaube），像相应的苏格兰语表达“sely how”一样，字面上的意思是“幸运头罩”。］
[100] 一个可能的补充解释，即幕布代表了和男人性交时撕裂的处女膜，不完全与他康复的必要条件相协调。而且在患者的生活中它没有支持物，对于患者来说童贞不具有重要性。
[101] ［斯尔伯勒的这个术语在1919年给《释梦》（1900a）的添加中被解释和讨论，标准版第5卷，524页。］
[102] ［见《自我与它我》（1923b）第三章中“完整”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讨论。］
[103] 我承认这是精神分析的整个领域中最微妙的问题。我不要求阿德勒或者荣格的贡献来引导我以一个批评的眼光来考虑事情，并且来牢记这样一个可能性，即作为被遗忘的童年（和不那么可能的早期童年）经验而被分析提出来的东西可能相反地是基于在后来生活中偶然发生而创造的幻想之上。根据这个观点，无论我们在分析中的什么地方似乎看见这种幼儿印象的后效的踪迹，我们都更应该不得不假设，我们面对的是一些体质因素的表现或者一些在种系发生上被保留的倾向的表现。相反，没有怀疑更加使我困扰；没有其它的不确定性更加决定性地使我踌躇于发表我的结论。我首先（没有任何一个我的反对者提到过这一点）认识到幻想在症状形成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有后来印象对于童年的“回顾性幻想” 所扮演的角色，我也首先认识到它们在事件之后的性欲化。（见我的《释梦》（1900a）第一版49页，和“一个强迫性神经症案例的注释”（1909d）［标准版第10卷206页及其后脚注］。）尽管如此，如果我坚持了更困难而最不大可能的观点，那也是争论的结果，比如通过在这些页数中描述的案例或者通过任何其它的幼儿神经症而被强加在观察者身上——这些争论是我再一次为了它们的决断而放在读者面前。
［在这篇文章的所有版本中所给予的对《释梦》（德文）第一版49页的参考对应于标准版第4卷70－71页。然而在那里没有有关的段落出现，显然是给错了页码。似乎弗洛伊德记得的是标准版第4卷288页中出现的一段，对应于《释梦》（德文）第一版的198页。他在那里使用了与这个脚注中同样的术语“回顾性幻想”（“zuruckphantasieren”）。］
[104] ［见1915年给《三论》（1905d）增加的一个部分，标准版第7卷198页，和“冲动及其演化”（1915c）。］
[105] ［在1924年以前的版本中这里写作“三又四分之三岁”。］
[106] ［弗洛伊德从非常早的时期，例如在他的“科学心理学大纲”（1950a［1895］）第一部分的第6章中，就坚持过度兴奋的创伤性影响。在《禁制、症状与焦虑》（1926d）的第二章中，他写道：“非常有可能原初压抑的即时的促发原因是数量上的因素，例如兴奋的过分的程度和对对抗刺激的防护屏的突破。”］
[107] ［阿德勒的压抑理论在弗洛伊德论鞭打幻想（1919e）的论文的最后部分中被他非常详细地论述，201页及其后页下面。］
[108] 如我所说的，格鲁莎场景是患者记忆的一个自发的产品，没有任何医生的构造或者刺激在它的唤起中起了作用。它里面的缺口通过分析以一种必定被看作是无可指摘的方式勉强填补上了，如果有什么价值可以加在精神分析的工作方法上的话。唯一对恐惧症的理论性的解释将是下面这样的。可以说，在一个倾向于神经紧张的孩子身上，经历一个与黄色条纹蝴蝶相关的焦虑没有什么好特别的，特别是很可能是作为某个对焦虑的继承倾向的一个结果。（见斯坦利·霍尔的“对恐惧的一个综合的遗传研究”，1914年。）在不知道他的恐惧的真正原因的情况下，这个解释将进行下去，患者四下寻找在他的童年中他能够联系起来的东西；他使用了名字与条纹的重现的偶然相似性，作为构造一个与他仍然记得的育婴女佣在一起的想像的冒险的基础。然而，当我们观察到这个事件的琐碎的细节（根据这个观点，事件本质上是清白的）——擦洗、提桶和扫帚——对于患者后来的生活有足够的力量来永久而强制性地决定他的对象选择，那么蝴蝶恐惧症看上去就获得了一个无法说明的重要性。在这个假设上的事情的状态因此要被看见至少具有与我的假设同样引人注目，而任何可能被宣称是一个对这个场景的理论性阅读的有利条件都消融掉了。格鲁莎场景对我们具有特别的价值，因为与它相连我们可以预备我们对不那么肯定的原初场景的判断。
[109] ［弗洛伊德后来对压抑与焦虑之间关系的观点的改变被解释在他的《抑制、症状与焦虑》（1926d）中，特别是在第四章和第十一章A（b）中。］
[110] 《图腾与禁忌》（1912－13年），标准版第13卷148页。
[111] ［宗教对个人的价值在《一个幻觉的未来》（1927c）重被进一步讨论。］
[112] ［标准版第7卷242－243页。］
[113] ［熵是一种力量，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它趋向于使特定的物理变化不可逆转。——“精神惯性”的主题在弗洛伊德的“一个与精神分析的疾病理论相抵触的偏执妄想案例”（1915f）论文末尾被他讨论。虽然这篇文章早于这个案例志发表，但很可能是在其后写的。这篇文章末尾的编者脚注给出了很多对其它段落的参考，在其中弗洛伊德考虑了同样的主题。］
[114] “神经症的发作类型”（1912c）。
[115] 我可能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直到二十年以后才有可能把这个行为放在话语中；因为我们追溯到场景的所有影响都已经以症状、神经症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患者的童年和分析的很久以前。我们是选择把它看作是一个原初场景还是一个原初幻想，这也不是个重要的事情。
[116] 我必须再次强调这个事实，即如果梦和神经症本身没有在幼儿期发生，那么这些反思将是徒劳的。
[117] ［这里和下面使用的德语词是“instinktiv”，不是通常翻译为“冲动的”的“triebhaft”。］
[118] （1923年所加脚注：）我将在这里再次列出在案例志中提到事件的时间表。
出生在圣诞节。
一岁半：疟疾。观察到父母性交；或者观察到他们在一起，后来他把一个他们的性交幻想引入此场景中。
快要两岁半：和格鲁莎在一起的场景。
两岁半：他父母与他姐姐一起离开的屏蔽记忆。这引领他单独和他的娜尼娅在一起，并否认了格鲁莎和他姐姐。
三又四分之一岁之前：他母亲对医生的悲叹。
三又四分之一岁：开始被他姐姐引诱。不久后来自他的娜尼娅的阉割威胁。
三岁半：英国女家庭教师。他的性格改变的开始。
四岁：狼梦。恐惧症的起点。
四岁半：圣经故事的影响。强迫性症状的出现。
快要五岁：失掉手指的幻觉。
五岁：从第一个房产（庄园）离开。
六岁后：看望他生病的父亲［强制性呼气］。
八岁到十岁：强迫性神经症的最终爆发。
［十七岁：崩溃，淋病突发。］
［二十三岁：治疗开始。］
［下列事件的日期没有确切建立：
原初场景（一岁半）与引诱（三又四分之一岁）之间：胃口的紊乱。
同一个时期：哑巴运水工。
四岁前：可能观察到狗性交。
四岁后：对凤蝶的焦虑。］
很容易从我的记述中猜出患者是一个俄国人。在大战［1914］意外爆发前的几星期我离开了他，认为他已治愈；我没有再看到他，直至战争的转折机遇使中欧军队进入了俄国南部。他于是来到维也纳，并且报告，治疗结束后他立即被一个把他自己从我的影响中撕开的愿望所抓住。几个月的工作后，那时没有克服的一个移转被成功地处理了。此后患者感觉正常并且行为无可指责，尽管战争夺去了他的家园、他的财产和他所有的家庭关系。可能是他如此的不幸通过满足他的罪恶感而对他康复的巩固有所贡献。
［关于案例后来历史的一些进一步的记录可能很有趣。治疗的原先进程是从1910年2月持续到1914年7月。患者在1919年春天回到维也纳，弗洛伊德再次对他进行治疗从1919年11月到1920年2月。在关于案例的一些进一步的评论中，在弗洛伊德的“可终止与不可终止的分析”（1937c）的开头，他报告说，在这第二次治疗之后，患者继续生活在维也纳并大体上保持着健康，虽然有偶尔的中断。在弗洛伊德的建议下，这些后来的插曲被他的一个学生鲁特·马克·布朗斯维克博士所处理。她本人详细报告了治疗的这个后来阶段，从1926年10月延伸到1927年2月（布隆斯维克，1928）。她的报告再版于《精神分析读者》，由R·弗利斯编辑（1950），带着马克·布隆斯维克博士添加的一个注释（时间是1945年9月），这个注释给出了对患者直至1940年的进一步历史的一个简短的记述。一个更后来的报告，关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巨大的外部的困难，和他对它们的反应，此后被穆里尔·加迪纳所发表（1952）。对这个案例的完整的记述可以在厄内斯特·琼斯的传记（1955）的第二卷中找到，306－312页。］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