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动力学中的非解释性机制:解释之外
介绍
精神动力派是怎么治疗患者的?长久以来,很多学者都一致同意想要治愈患者单单解释(把潜意识的东西成为可以意识到的)是不那么足够的,而针对到底是什么可以治疗患者也有很多讨论,这些讨论中则出现了很多对立的观点,比如心理行
关系和病人接收信息改变的对立等。许多精神分析作者在精神分析运动早期开始并逐步越来越多的,或间接或直接的提及这一话题。最近,这同一话题被 Ehrenberg (1992), Gill (1994), Greenberg (1996), Lachmann & Beebe (1996),Mitchell (1995), Sandler (1987), Schwaber (1996) and Stolorow et al. (1994).等人重新讨论。
为和心理言语的对立,心理结构改变和解放压抑的意识的对立,跟治疗师的变化这篇论文将要阐述对于非解释性机制的新理解,然后尝试展示它在治疗关系中是如何发生和怎么发生的。我们将以临床资料为例子,从发展的角度来进行我们的论证。
一些证据表明在大多数患者完成一个成功的治疗之后,她们通常会记住两类他们认为改变了他们的节点事件。一类是那些改变了他们心理内部结构的关键性解释,还有就是一些特殊的时刻,在这些时刻里他们经历了和治疗师一对一的真实联结,改变了他们与治疗师的关系,从而改变了患者对自己的感观。这些报告认为许多治疗失败和终止的原因并非是错误或被拒绝的解释,而是错过了与患者两人之间有意义的联结的机会。尽管我们无法认定患者的回忆深刻程度和治疗结果是否一定相关,但我们无法忽视的是真实联结的时刻和失败联结的时刻在治疗后患者都能十分清晰的回忆出来。
这篇论文将会区分这两种不同的变化过程:解释,和联结的时刻。我们将讨论在治疗关系的那一领域这两类过程会发生。当解释和联结的时刻同时发生并可能互相促进和强化时,这两者的区别就不那么清楚了。这两者作为治疗成效的原因并没有优劣而言,且仍然时两种不同的现象。
就算是那些认为解释占主导地位的分析师也会同意,一个好的解释需要前期准备和一些不可分割的非解释性机制。当然这种对解释的包容性观点也存在一些未被解释的部分,到底这被扩大的解释性治疗中的哪一部分是非解释性机制,而哪一部分是解释中纯粹的洞见。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分别,那么想要探索这两者的关系是不可能的。
然而,我们不希望把这两种过程进行错误的比较,因为这两者是互补的;我们更希望对非解释性机制做更深入的探究,因为它并没有很好的理解。
我们将要展示一个理解非解释性机制的理论框架,并且解释它在哪里工作,怎么工作(Tronick,1998)。首先,我们要区分发生在不同领域的治疗性进展:显性的,意识语言层面的;和内隐的,关系层面的(Clyman, 1991; Lyons-Ruth,出版中)。然后,我们将发展性变化的动态系统模型理论应用到治疗变化中。这个模型很适合用于对双向关系中明显的步骤性过程的探究。
对于问题的研究方法
我们的研究方法结合了最近关于母婴互动的发展心理学研究和非线性动态系统与心理事件的研究。在我们论证精神动力治疗中非解释性机制的过程中(如理解联结的时刻,真实的关系,和真实性等),会对这些不同的研究进行讨论。我们将在这篇论文中对人类发展过程和治疗过程做一个概述。
非解释性机制必须和精神分析中的其他过程区分开来。至少有两种知觉,两种表示方法,两种记忆在动态的心理治疗中构建和重组。一种是显性的(陈述性的),一种是内隐的(程序性的)。他们实际上是否是两种不一样的心理现象我们还不清楚。然而现在,我们相信为了更深一步的探索这两类过程必须被分开来讨论。
陈述性的知觉是显性的,在意识里的,或者随时可以进入意识。它可以被图像或者语言象征性地描绘出来。解释的内容改变了患者内心的意识体验。在过去,解释经常和心理内部动力而不是和与他人交往的内隐规则联系在一起,最近这种倾向开始慢慢改变了。
儿童依恋研究描绘了婴儿在幼年时期渐渐了解怎么样的情感表达是父母喜爱的,怎么样的表达是父母不喜欢的( Lyons-Ruth, 1991)。这是我们所说的第二种内内隐关系知觉。这种“知觉”把情感,认知和行为/互动维度结合在了一起,就像 Bollas(1987)所说的“不思之知”( unthought known)或 Sandler(Sandler & Fonagy)所说的“过去的潜意识”,但是这些知觉可以为之后的象征性解读提供基础。
对于关系的过程性知觉是内隐的,是在主观意识和言语表达以外的,而这种信息被我们非象征性地称为内隐关系知觉。大多数对关系的过程性知觉的研究都是关于我们的身体与物质世界的互动(比如骑自行车)。还有有另一种对关系中人际交往和主体间关系的知觉,比如怎么和他人“同在”( Stern,1985,1995)。比如说,移情关系)通过言语解释改变患者的内在知觉。内隐关系知觉,从另一方面来说,是在我们所说的“共享性内隐关系”的环境中,通过“主体间互动过程”改变患者的关系知觉。
总的来说,显性知觉是在精神分析架构内(通常是“内隐关系知觉( Implicit Relational Knowing)”的本质
内隐关系知觉是前言语时期婴儿的心理发展中很重要的部分。很多研究和观察表明婴儿和主要养育者的互动都建立在很多对关系的知觉之上,婴儿表现出预期和期盼,当结果与期盼不同时,他们就会表现出惊讶或者不愉快(Sander,1988; Trevarthen,1979;TRonick el al., 1978)。而且,这种对关系的非象征性表达从一岁开始,代表着儿童对内隐关系知觉的开始。这些知觉我们在他们的期盼和一些特殊的互动形式中可以很容易的找到。(Stern, 1985; Beebe & Lachmann, 1988; Lyons-Ruth, 1991)
对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几个心理学家都强调早年在婴儿和养育环境间的一系列养育环境的适应任务,与其所涉及的谈判过程。(Stern, 1985, 1995; Sander, 1962, 1988; Tronick & Cohn, 1989; Lyons-Ruth & Jacobvitz, in press)在这一系列适应过程中所萌发的独特适应策略框架是每个人自己内隐关系知觉的最初发展。对于这个,有不同的术语和理论亚型来解释关系中产生的不同现象,比如说 Bowlby的关于依恋的“内在工作模型”(1973),Stern的“原陈述脉络”和“陪伴模型”(1995), Sander的“组织架构”(1997),和 Trevarthen的“关系脚本”等等。关于这些适应策略是怎么表达的正式论述仍然是一个指的探究的领域。
Winnicott的第一次治疗。Winnicott说:“我没有什么话好说,但是我怕如果我不说什么,你会觉得我不在这里。”
内隐关系知觉在前象征期的婴儿来说并不少见。对于和别人关系的知觉贯穿我们的一生,包括我们和心理治疗师间产生的所谓的移情。这些知觉大多都不能象征性的表达出来,但是却不一定因为防御而被排除在意识以外。我们相信对移情的解释对精神分析师了解患者的关系知觉有一定的好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Guntrip(1975)报告的他和怎么能感觉到“内隐关系知觉”的改变
一个动态系统理论和我们研究相关的特点就在于它的自我架构定律。将自我架构定律应用到人类心理架构中,我们可以认为如果没有了反向的动力,我们的心理倾向于将人际间的变化和改动用于继续创造和之前类似的内隐关系知觉。在治疗中,就算咨访关系没有被分析师认真分析(换句话说就是关系知觉依旧处于意识之
外),这种知觉仍然包括每个人对自己的知觉和他人对这段关系如何体验的知觉。就像解释是治疗的一种为了改变患者意识中显性知觉的手段,我们认为我们所说的 “神遇时刻(moment of meeting)”同时改变了患者和治疗师的内隐关系知觉。
正是如此,这个“时刻”最为一个基础单位,改变了内隐关系知觉,占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一个“神遇时刻”可以促进个体间关系环境的变化。当感觉到这种变化,随之而变化的关系环境成为了一个全新的背景,有效地推动心理行为的改变并对过去进行重新建构。这些在内隐记忆里的关系改变了,并在这个不同的背景中改变了心理性行为。
神经科学中应用( 1994)。他描述了兔脑中的神经如何被不同的气味触发引起不同的放电模式。当接触到一个新的气味时,神经不仅会建立一个独特的模式,并且之前所有的气味建立的模式都会被改变。这个新的嗅觉环境改变了所有之前存在的元素。
这种认为新的背景将带来系统基本元素的新组成部分的理论就是普遍系统理论。这个理论也被 Freeman在“神遇时刻”这一概念是从人类发展的适应过程中萌生的 (Sander, 1962, 1967, 1987; Nahum, 1994)。这种时刻被看作是改变状态和个体重建的关键。我们相信“恰逢其时的解释” 也是对这一概念的运用。
一种突然的质的改变是内隐关系知觉改变的主要主观特征。这是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个“时刻”是这么重要的原因。这个“时刻”捕捉了分析师和患者的主观经验中隐性关系知觉的转变。我们将会对此进行深入的讨论。
情绪,感情,冲动,欲望,想法,动机或者思维的内容等等,甚至可能是它们的不同组合。所谓一个双向的背景关系,这些状态可能是暂时的,可能是持久的,这个占主导地位的背景关系是患者和分析师共享的。这种共享是双方认同而有效的。但是,这种对关系的共享性知觉可能仍然是不被察觉的。
从临床的角度来说,患者和分析师主体间交互性环境里最有趣的方面是两者因为咨访关系的性质和状态都互相了解对方心里的想法,包括了激发的状态,从发展心理学角度看变化过程
婴儿期是人类发展最快的时期,而婴儿发展过程又同咨询进程的发展相似,所以很自然的我们希望通过了解婴儿发展过程来了解咨询发展过程。一种被广泛认同的婴儿发展过程与咨询进程发展过程的类似之处在于,除了脑神经的发育,一种新能力的良好发展需要一个具有主体间交互性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婴儿和父母在
一起的大多数时间里,双方都不断进行着对自己或对方状态的双向调节,从而达成某些目标或目的。更多关于双向调节模型及其理论,见 Tronick(1989)和 Gianino&Tronick(1988)。我们将会继续讨论此模型的要点。
对状态的双向调节是核心共享行为(central joint activity)
“状态”是指在某特定时刻个体的整体半稳定结构。如 Tronick(1989)所述,两者之间的双向状态调节是通过感知系统的微信息传递,和母婴间被悦纳并回应的情绪表达所实现的。一开始需被调节的状态是饥饿、睡眠、规律的活动、兴奋还有社交,不久则变成了愉悦(水平)或其他情绪状态、激动或者兴奋(水平)、探索、依恋和归属感,最后则几乎是任何状态组合,比如心理状态、生理状态、动机状态的结合。调节包括增强和调弱,扩大,修复,支持,还有回复一些预定的平衡状态等。在众多因素之中,养育者是否能够精确地理解婴儿的状态决定了婴儿内聚性体
验的性质和程度。适合性给予共同的方向感并帮助决定了(关系)属性的本质和品质。双向调节并不意味着作用双方的影响是对称的,只表明影响是双向的。每一方行动者将他的历史经验带入到互动中,这样的话,形成所谓的适应性调控就成为可能。现有的发展心理学理论显示婴儿的内化是双向调节的过程,而并非是客体或部分客体单方面的影响( Beebe & Lachmann, 1988, 1994; Stern, 1985, 1995; Tronick & Weinberg, 1997)。正在进行的调节涉及了过去一系列经验的重复,且引起了一定预期,从而成为了内隐关系知觉的基础( Lyons-Ruth, 1991; Nahum, 1994; Sander, 1962, 1983; Stern, 1985, 1995; Tronick, 1989)。
调节是目标导向的
整个目标导向的双向调节过程大多数时候并不简单,也不直接,且通常不那么顺利,当然它永远不会按照我们理想中预期或者想要的来。这个过程反而会不停的斗争、协商、对目标丧失和修复、中途修正、辅助,还有回归一定范围内的平衡等,而这些都要求关系双方有着持久性和对失败的忍耐(当然这些要求并不是对等的,对养育者来说,他们承担了更多)。这种对同一目标的试差法和对目标的确定认同就是我们所说的“偕同前进( moving along)”,这个名称是为了体现这个过程的普遍性和对通往唯一目标的过程中产生的异议。有时候目标十分清晰,双方可以轻松前进,就像婴儿饥饿需要喂食的时候,有时候目标并不清楚时,双方必须在前进的过程中发现和找到它,就像在自由玩耍或和东西玩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