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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一位患有精神病的路边乞丐，因为“忧郁、犀利的眼神，唏嘘的胡碴子，神乎奇迹的头发，……放荡不羁、不伦不类的感觉以及那原始版的“混搭”潮流，……”受到成千上万网民的热捧，被尊为“犀利哥”，迅速蹿红网络。
很快，平面媒体跟进，宁波市政府相关部门也出来积极寻找“犀利哥”的下落，要为他提供相应的救助……很可惜，这位“人见人爱”的“犀利哥”对大家的好心并不买账，面对镜头，一下子放声大哭……
站在山顶看这事，如果说“犀利哥”走红网络是网络时代的一种娱乐怪相、恶搞，疑似低俗文化的象征，那么，平面媒体的跟进以及政府部门的介入，则是一种肯定的无奈和炒作。
事实上，每一个时代都会出现这种现象。当普罗大众无法直接表述社会与人性困境时，唯有通过一些貌似荒诞的行为、形式，来表达自己的声音。象当年的卡夫卡，他就是用变形的人物形态传达对病态社会的批判。今天这种类似西方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的表达方式，既有对时尚的嘲讽，对名人文化的不屑，更多的则是民众对自身逼仄生存空间的申诉与抗争。
犀利哥一夜走红是一种文化现象，但它所传达的却是一种深邃的社会内涵。社会民众对犀利哥的关注、热捧带着小人物对小人物不幸命运的良善关怀和同情，当然，这种关怀同情之中也含着一些人很另类的猎奇心理。而平面媒体的加入不过是一种借势，借网络之热势，避开政治敏感的话题，兴炒作自己吸引观众扩大发行之实。政府部门的介入也只是一种免责。当一件小事被无限放大，事件涉及的所有对象就会完全曝光在太阳底下，稍有不慎，即有可能因城门失火而殃及池鱼。
正是这几种心理混杂在一起，共同制造了犀利哥效应。
透过“犀利哥事件”，我们会发现，当今社会的主流意识体系对民众意识形态的引导作用是非常薄弱的。别看那么多的电视台、报纸、广播每天连篇累牍地讴歌大好形势，宣传正面典型，但这些媒体很多时候只是自己在屋里“意淫”，社会公众对这种所谓正统的引导方式、方法并不认同，而由此产生的逆反心理就是用怪诞、荒谬来反抗，这是犀利哥走红的社会意识基础。
其次，犀利哥事件折射了小人物的艰难与无奈。尽管中国GDP已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广大民众的日子过得并不很舒心，他们面临着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甚至死不起人的实实在在的生存压力，而个人对此无能为力，只能做一个无聊的看客。眼前孤苦无助的“犀利哥”多么象生活中千百万个自己，“犀利哥”就是他们要找的形象代言人。
最为重要的，透过犀利哥事件暴露出我们整个社会的一种浮躁心态。从网民到网络，从媒体到政府部门，无论是草野小民还是社会名流，大家手里似乎都拿着一根干柴，只等着一个火星来点燃。这种由一夜暴富引起的被铺天盖地的面子工程形象工程不断强化的浮躁心态，是我们社会健康发展的最大障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