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康复和成长的基本哲学
虽然本书的很多内容都是关于治疗技术方面的，但在本章，我们从与创伤治疗的相关哲学主题开始介绍。这是因为创伤治疗师如何看待创伤及其后果，以且他们对治疗目标和功能的信念，会对治疗过程和结果产生显著的影响。
创伤治疗师对创伤及其治疗有着不同的现点，有一系列临床治疗模式能产生有效的心理治疗。本书所提供的途径强调人们加工创伤记忆并向更适应的心理功能发展的可能内在倾向。正如本书第八章详细讨论的那样，很多这些再复活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症状可以被看作是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发展出应对创伤暴露经历的一种康复法则(Briere,1996, 2002a , Horowitz, 1978) ，这些复活的体验的内在功能是去处理和整合令人沮丧的材料。这说明出现与创伤相关的症状，在某种意义上是人们试图去“代谢”或者内在地解决痛苦的思维、感受和记忆的努力。这一观点将很多创伤后症状重构为一种适应性和康复性而非内在病理性的症状，这一观点还认为治疗性暴露(参见第八章)和其他处理创伤记忆的方法是将来访者已经做出的康复努力最优化，而不是提供一种全新的不同的技术，从这样的观点来看，创伤的患者不是在集结症状，而是在某种水平上试图去康复，尽管这并不总能成功。
本书中提供的第二个哲学观点是创伤能促进成长，和许多其他在创伤领域工作的治疗师一样，我们发现不幸和痛苦——除了会导致混乱和伤害之外——时常也会推动人们发展出更积极方式，正如很多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这可能包括新的心理复原的水平、更多的生存技能、更好的自我了解和自我欣赏、共情能力增加、对生命的看法更广泛和全面(O'Leary , 1998 , Siegel & Schrimshaw , 2000; Updegeraff & Taylor , 2000 )，刚刚丧偶的人可能变得更加独立，心肌梗塞的幸存者可能发展出对生命财产的更健康的观点，经历灾难性事件的人将学会在面对灾难时如何复原的重要信息，这并不是说一个人在遭遇糟糕的事情时他是“幸运的”，而是与不幸相关的结果并不一定都是负性的。并不是说一个人应该”看到光明的一面”，这通常会使人感到被轻视、没有被共情和理解，而是，我们认为，幸存者的生活尽管可能已经不可挽回地被改变了，但不是完全改变，将来获得更加美好的事物是可能的。
当然，有些创伤事件是如此令人崩溃以至于成长非常困难，它们可能包含如此多的丧失以至于似乎不可能为来访者带来积极的最终结果。像严重童年期虐待或折磨这样慢性创伤的幸存者可能会感到他们彻底永远地被伤害了。在另一些案例中，生活经历推动一些幸存者陷入回避和防御，以至于他们很难超越回避痛苦和心理复元这些眼前的目标。但是，即使在这些案例中，治疗也不应该局限于减轻症状；它可以包括新的观点和技能。在不那么悲惨的环境中，逆境可能使幸存者收获更多而不是更少。
哲学是从创伤治疗的技术性工作中升华出来的。显然，一个受伤的人首先需要即时的安全和生命支持，获得帮助，处理痛苦的症状；通常在这之后关于康复和成长的更复杂微妙的方面才凸现出来，最终，对创伤后心理伤害的一些最佳干预是内心的存在感和希望，这一观点对治疗师也非常有益，即来访者不仅仅获得康复，并且可以从创伤经历中通过某些方式有收获，从帮助受伤害者的工作得到宝贵的财富和乐观的精神。
尊重和积很关注
这种哲学观点是遭受创伤的来访者尽管面对着潜在的令人崩溃的精神痛苦和残疾，但也正在努力面对自己的经历，并且可能拼搏成长并超越痛苦，尤其是在治疗要求感受他不愿去感受的事情，思考他不愿去思考的事情时，治疗常常是很艰难的。在很事案例中，比较容易的选择是阻止对痛苦的觉察并回避思考——不去惹它，勇敢的选择是，在条件许可时，直面创伤的记忆和相伴的心理痛苦，尝试将它们整合进入生命中。为了从痛苦中幸存下来的来访者可能存在某种水平的阻抗，以回迦在治疗中完全暴露于重新激活的整个创伤记忆。这样的反应是合乎逻辑的，应该被创伤治疗师所理解。我们不要忽视这样的一个事实，在回溯创伤性的事件以及选择了解否认和回避所带来的显而易见的(尽管常常是错误的)好处方面，来访者应该获得尊重。
对来访者勇气的持续赞赏是创伤治疗师一项核心的工作一一要承认来访者在治疗会谈中与躯体表现出的勇气，以且注章到明显不再回避而是选择击面对痛苦记忆时所表现出的力量，当治疗'旧能够保持尊重和积极的态度时，治疗过程几平且会是有益的，尽管来访者可能不会完全相信治疗师对自己的积极赞赏，但治疗师的尊重有助于建立和谐的泊疗关系，附加来访者更有效参与心理治疗的可能性。
希望
希望也是有效创伤治疗的内在因素，不断重复的痛苦事情(包括痛苦的症状)可能会使得来访者预期绝望将是未来生活不可避免的一个部分，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治疗的一部分任务就是要将创伤重构为挑战，将痛苦(至少部分地)重构为觉察和成长，将未来重构为机会，这并不是说创伤治疗师要对来访者的经历和目前的痛苦盲目地表示乐观；对来访者的知觉和观点的认可和理解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治疗师接受进而无意中强化来访者的无助感和无盟感，并感到来访者可能受到生活经历的负面影响而感到沮丧消沉，不是一个好主意。如果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说，是治疗师与来访者分享了伤害。治疗师应该做的是，接受这样的挑战，承认来访者所经历的难以磨灭的伤害，与此同时，逐渐地告诉来访者他在治疗时所表现出来的力量，适应能力和对未来的希望。
植人希望并不意味着治疗师承诺了任何事情。因为各种原因(例如，遗传或生物影响、治疗没有完成就终止、治疗受到物质滥用的干扰、特别复杂和严重的症状、新的创伤等)，不是每一个来访者的症状都能获得完全的缓解，因为我们不能预测未来，所以我们不能保证任何一个人都会好起来，但是，就整体而言，来访者的未来都会是公正和有希望的。即使没有获得治疗，随着时间的流逝，很事经历严重创伤的人症状会明显减轻( Freedma & Shalev, 2000)，这可能就是我们在第三章所描述的内在自我治疗的过程，当然，接受了完整创伤治疗的来访者，其症状减轻程度较没有接受治疗者更高( Foa, Keane, & Friedman, 2000)。基于上述理由，治疗师要与来访者交流，对将来的临床治疗过程保持审慎的乐观，并注意到改善的迹象——无论这些改善是何时发生的。
总之，希望是对与很多严重创伤及丧失相联系的无望和绝望的解药，尽管植入希望并不总是作为治疗的一个目标，但它确实是一种有力的治疗行为(Meichenbaum, 1994; Najavisls , 2002)，可以相信，治疗师与来访者讨论，交流并灌输希望，来访者情况更可能好转，这类信息对创伤幸存者的影响不应该被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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