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布鲁纳；认知革命；意义建构；文化心理学；理论心理学
分类号 B84-09. DOI: 10.3724/SP.J.1041.2017.00416
科学研究是站在前人肩膀上开辟未来的不断探索过程。回顾国际心理学发展历程中代表性人物所做出的杰出成就, 我们不禁对被誉为是 “学术长青树”的布鲁纳甚为钦佩, 同时对其晚年研究贡献产生了兴趣, 深感值得探讨。布鲁纳(1915~2016)是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教育家, 心理学界的传奇式人物。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富影响及感染力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之一 , 也许是在世的心理学家中, 最为杰出的一位” (Salkind, 2006)。布鲁纳在其超过 70 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 致力于对人类如何组织经验等重大论题的研究 , 取得了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学术成就。他从一位认知革命的先锋推动者 , 到文化心理学新的阐述者 ; 从叙事思维的播种者 , 到美国教育改革的实践者以及美国法律的批判者; 从认知建构主义理论的倡导者, 到理论心理学的探索者 , 其研究领域涉猎之广 , 成就之巨, 无不令人叹服。我们从布鲁纳学术思想演变的轨迹中可以发现,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布鲁纳的心理学研究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 在学术领域中独树一帜 , 对心理科学未来发展走向提出了新的、超前性见解。因此 , 从理论心理学的视角来探讨布鲁纳晚年的学术思想 , 对于人们深入了解这位著名学者的学术贡献以及心理学研究当前应当关注什么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引导意义。1 布鲁纳晚年的心理学思想转向布鲁纳一生都在践行着一种整体性的心理学思想, 他热衷于 “探索心理学研究的一般性质和对于理解我们自身来说有用的东西 ” (Bakhurst & Shanker, 2001)。有学者总结认为 , 布鲁纳在 20 世纪 80 年代以前的研究, 经历了对公众舆论、知觉、认知思维(cognitive thinking)、教育改革及文化、童年期复现表象和婴儿期技能等 6个时段的研究历程 (Mattingly, 2008)。而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 他的学术思想出现了明显的转向 , 并在认知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理论心理学等领域做出了新的创造性贡献。其心理学思想的转向主要表现如下：
1.1 对认知心理学的深入反思认知革命是现代心理学的重大事件。这一革命所促成的认知心理学汇成了当代心理学发展的时代性主题和主体性特征。在认知革命的兴起历程中，“布鲁纳的研究起有关键作用 ” (Mattingly，Lutkehaus，&；Throop，2008)。早在 20世纪 50~60年代，布鲁纳便是心理学界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开拓者与奠基者之一。他从对知觉的实验研究转移到对认知的一般过程的探讨，出版了《思维研究》一书 ，被现代心理学史家认为是 “认知革命 ”的里程碑事件之一 (张爱卿，2000，p5)。1960年，他与米勒等学者在哈佛大学共同创建了认知心理学研究中心 ，也是认知心理学发展中的一件标志性大事。
布鲁纳的研究与创建工作使得许多心理学概念在科学上为人们所重视 ，并为人们探究注意、直觉、意志和心理生活的许多方面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布鲁纳早期深受皮亚杰的影响 ，积极参与了认知革命，随后又受到维果茨基的影响 ，把目光从关注个体的知识结构转向了更为宏观的社会文化与社会互动领域 ，极力倡导以文化论 (Culturalism)为基础的心理学(Bruner，1960/2012，p6)。他不是一个完全沉浸于实验室或书斋中进行研究的学者 ，而是一位时刻关注着社会现实、文化变迁的理论家、实践家。他视野宽阔并善于反思 ，不仅时刻关注着不断发展的社会变化、文化发展和科学进步 ，又力求使自己的研究与时代精神相契合。由于他的研究与社会现实贴合更紧 ，因而也更容易被众多学者所接受。在 1996年出版的《教育文化》一书的序言中，布鲁纳回顾并检视了他所撰写的《教育过程》一书的得失与写作背景，他说：“30年后的现在回头来看 ，似乎觉得当时自己过于关注的研究领域是一种内在心灵中的独角戏 ，即个人的认知过程以及如何以合适的教学来促进这种过程。现在我将当初所作研究得出的主要观点概括如下：首先 ，教育中的交往，应该是指向理解 ，而不仅仅是对事实的呈现。理解包括掌握一种观念或者事实在某一更普遍的知识结构中所处的位置(Bruner，1996/2012，p92)。”
在第一次认知革命经历 30年之后 ，布鲁纳根据心理学发展的时代变化 ，不断完善自己的理论观点，对已经发生的第一次认知革命进行了反思。分析了这次革命的问题和局限性 ，有力地促成了第二次认知革命的发生。学术界认为 ，第一次认知革命强调认知过程的重要作用 ，促进了心理学家对认知等内部心理因素的重视 ，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但也有其不足之处：一方面它将心灵看作是被动的和消极的 ，这是一种机械唯物主义观点 ，其实质是对人心灵的贬低；另一方面，认知主义受经验主义和本质主义观点所影响 ，试图发现不受认知过程影响的客观真理，这实质上又是“对认知过程的贬低” (Gergen，1985)。因此 ，第一次认知革命是一次“不彻底的革命 ”，其在许多方面仍然保留着行为主义的特点(叶浩生，2003)。晚年的布鲁纳提升了认知心理学的解释学维度 (李其维 ，2008)，继续与时俱进，持续创新 ，不断引领认知心理学发展的新方向，进而推动了认知心理学发展的多元化浪潮。有学者曾评价说：这是个“很令人欣喜的讽刺，布鲁纳是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建筑师 ，但却也是第二次认知革命中最活跃的分子和最具原创性的发言人之一” (Harré，1992)。
第二次认知革命的特点在于将认知放到实际生活中加以考察 ，并认为认知的本质是一个活的身体在实时(real time)环境中的活动 ，体现出了认知科学与解释学相结合的特点。在布鲁纳看来 ，第一次认知革命的弊端在于狭隘的“计算主义”;心理学中的“文化主义”之真正对立面不是“认知主义”，而是“计算主义” (Bruner，1996/2012，p6)。他提出“文化主义”区别于狭隘的“计算主义”，彰显了人类心理活动的独特性 ，即将心灵看作是有别于机器和动物的独特信息处理机制。布鲁纳非常重视人类信息处理的意义建构过程 ，他认为人类认知在本质上是一种由 (因果 )解释 (explanation)与 (意义 )理解 (interpretation)所组成的二元复合结构 ，二者之间既对立又互补 ，分属于心灵世界的两端。前者的本质是解释(计算)，后者的本质是理解 (诠释)。人类特有的信息处理过程与计算机的信息加工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人们所效仿的范本不是计算机，而是文本诠释(Bruner，1996/2012，p105)。他对“计算主义”和“文化主义 ”的严格区分 ，旨在引导人们从对 “信息加工”的认知回归到“意义建构”的认知。同时 ，他又主张通过对人类文化心理和民族心理的探讨 ，避免心理学被抽离出社会和文化语境 ，使认知探索回到意义建构之中 ，真正揭示出人类所特有的心理规律(Bruner，1996/2012，p101.102)。他的观点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文化、叙事和语言符号在个体的意义建构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从而使文化问题真正成为当代认知心理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Kelly，1998)。
1.2对文化心理学的科学再造 文化问题是当代心理学研究的又一重大热点主题。1989年，在美国儿童发展研究会上 ，布鲁纳声称他一生的学术活动应被恰当地称为“文化心理学” (李炳全，2007，p69)。这凸显出“文化”在其学术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也可以说布鲁纳为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新的理论基础 (Takaya，2013，pp33.44)。众所周知 ，布鲁纳推进第二次认知革命的初衷 ，是从文化的角度来认识人的心理 ，认识文化传递对人类心理和智力发展的作用。这是对秉持“科学主义”与“计算主义 ”的认知心理学方向的纠正。但是 ，许多认知心理学家未能按照布鲁纳等人所预定的发展轨道前行 ，而是坚守着狭隘的信息处理、计算机化的方向。布鲁纳为了恢复人的“心理的真面貌”，他跳出了“科学主义 ”的窠臼 ，将文化心理学作为突破口，这与当今心理学整合发展的学术时代精神相同步。在这方面 ，布鲁纳将他早期所提出的人类智力由外而内——将文化传递对智力的影响落到了实处，即通过对语言、价值、思维方式乃至法律等人类文化行为的广泛探索 ，进一步揭示出文化在人类心理发展与智力成长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张爱卿，2000，p209)。在过去的 20年中，除了布鲁纳之外，国际心理学界对于主流心理学个人主义和科学主义的质疑声音不断出现 (Cooper &；Denner，1998)。有许多学者将心灵视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 (Edwards &；Potter，1992)，施维德和科尔等人 (Shweder，1991；Cole，1996)像布鲁纳一样 ，呼吁建立一门崭新的“文化心理学”。
在此基础上 ，布鲁纳进一步提出需要从三个方面加强心理学的文化问题研究：
第一，文化对于心理学研究具有深刻的方法论意义。人类对文化的依赖渗透于生活的各个层面。人类参与文化并通过这种文化来实现其心理能量 (Chung &；Hyland，2012)，这就导致心理学家难以仅基于个体来构建人类心理学。而欲要使心理学根植于文化，就必须围绕着这些使人与文化相联系的意义形成和意义使用的过程来进行组织探讨 (Bruner，1990/2011，p8)。
第二，文化与历史必须是心理学的核心概念。布鲁纳通过冯特对 “民族心理学 ”的解释 ，进一步阐述了文化心理学的研究内涵 (Bruner，1996/2012，p159.181)。他认为，民族心理学支配着日常生活的具体事务，并随着文化的变化而变化。此外 ，他还指出文化心理学时常与文化历史难以分开。若是执意反对甚至取代民族心理学的原则 ，否认心理状态与文化自身的原因功效 ，甚至将民主社会的核心概念“自由”、“尊严”等放弃 ，并视之为幻觉王国 ，这样的心理学无疑是反文化的、反历史的、反智慧的还原论观点(张爱卿，2000，p197)。第三，需要突出意义与文化的中介作用。布鲁纳认为，由于受实证主义科学知识的影响 ，心理学家们不喜欢对日常生活知识的意义状态进行解释。然而，日常知识与科学知识具有普遍作用的关系。鉴于此，心理学的文化研究将不仅关注行为 ，更重视行动(action)，即适合于文化情境的行动问题 (Bruner，1990/2011，p14)。文化心理学不仅要关心人们实际上所做的 ，而且依赖于人们所说的 ，并通过所说的引起所做的(张爱卿 ，2000，p198.200)。换言之，所有的文化都有一个它们的最强有力的组织工具——语言文字 (Hardin，Robitschek，Flores，Navarro，&；Ashton，2014)。这些主张有力地促进了文化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的融合。
布鲁纳提出了用 “心灵的相互作用模型取代孤立的个体主义模型”。他进一步强调心灵与文化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他在《教育文化》一书中指出： “心灵虽能创造文化 ，但文化也在创造心灵” (Bruner，1996/2012，p313)。因此，文化转向需要从两个观点上说明其特征：一是 “个体性”观点，即文化会在心理上依赖于人的符号能力 ，就是这种能力才能对符号 “代表”的关系有所掌握；二是 “集体论 ”观点 ，它所强调的则是交往性 (transactional)转向对于人类的生活方式有何重要性(Bruner，1996/2012，p312)。在他看来 ，人类的心理活动与其创造历史文化活动是紧密相关的 ，并不存在一种超越历史和文化的内在意识和心理结构。在这方面，人类学作为心理学的姊妹学科 ，其对心理学研究的意义便凸现了出来。
布鲁纳与另外一些学者从认知的视角 ，走进心理学和人类学对话的这一主题 ，开展了不同于人类学家的研究道路。他们对符号和意义在人类思维、自我及感情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系列化的研究，被人类学家称为 “文化心理学 ”的先行者 (张爱卿，2000，p208.209)。人类学的主流杂志《 Ethos》的一期特刊，曾对布鲁纳的研究成果以及他 “试图寻求创新的方法来促进心理学和人类学之间的对话 ”的学术生涯 ，进行过专门研讨 (Mattingly，Lutkehaus，&；Throop，2008)。布鲁纳撰文写道： “我此时正在人类学和心理学路径交叉的关键历史时刻进行反思，并试图创建一般性的文化心理学基础。我特别想使这些相互交叉的观点互相协调 ，以此理解文化中的心灵和心灵中的文化 ” (Bruner，2015)。他对心理学与人类学的这种整合努力 ，无疑有助于对人的心灵本质的认识与把握。
1.3对心理学发展重点问题的精彩规划
伴随着当今认知革命以及文化心理学的热潮 ，心理学的发展面临着整体框架变革与内部分裂加剧，甚至有可能解体的危险。布鲁纳面对这一重大学科发展的危机问题 ，从理论心理学视角进行了深刻思考与探索 ，并对心理科学发展走向整合道路提出了新的、超前性见解和规划愿景。其突出的表现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对心理学的科学概念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关于科学概念的适当性是非常复杂和富有争议的问题，其不仅涉及到了超越已有理论假设 ，也涉及到确定新理论基础的问题，但是，长期以来，该问题却没有引起心理学界的足够重视。在布鲁纳看来，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如果回避或者不答复这个问题，心理学就不可能再前进一步 (Bruner，1996/2012，p307)。他认为： “心理学的话语概念是突出的学科问题之一 ，每个流派都是按照自己的观点与概念进行研究 ，这些概念大都来自哲学或者自然科学，甚至是日常生活。来自日常生活语言的概念通常比较含糊 ，但是比较切合实际生活。而哲学概念并不能真正转化为心理学概念 ，来自自然科学的概念只是让心理学获得类似科学的地位。心理学应该突出自己的概念体系 ，而不是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 (Bruner，2008)。布鲁纳赞同乔姆斯基的观点 ，认为心理学需要有两种研究途径：一是科学的研究模式(research model of science)；二是科学的系统模式(system model of science)。科学的系统模式研究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创造新的概念。在通常情况下，概念性活动是和理论建构联系在一起的。研究者可以离开旧的概念去建构一种新理论 ，同时，也可以选择不建构新理论而去创造一些新的概念 (Bruner，1997)。新概念的提出往往是同新的、实质性理论联系在一起的 ，即使弗洛伊德所有理论观点均已经被证伪，但在心理学发展中 ，他对概念创新的奠基地位却仍然难以撼动。例如 ，弗洛伊德提出过最重要的概念莫过于“无意识”一词，如果没有这一概念，当代的认知心理学也将不复存在。布鲁纳认为 ，一些关键性概念的界定问题及其未来意义 ，需要在科学框架性系统中得到认真的讨论。因此 ，在《教育文化》一书中 ，他明确提出以 “文化、心灵、教育 ”三个最重要的概念为基础 ，进而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的“生物性—文化性—实践性”的心理学理论解释框架(Bruner，1996/2012，p112)。
第二，规划了心理学实践导向的理论发展图景。理论的实践性是心理学研究的另一热点问题。传统心理学的理论研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脱离实践的倾向，其所建立的各种科学模型充其量只是科学作为学术活动的模型 ，距离解决实践问题仍然存在着很大差距。按照布鲁纳的观点 ，“要想理解心灵就必须知道：这是一场高度镶嵌在实践中的事业” (Bruner，1996/2012，p308)。在自然科学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是理论常常转化为实践应用 ，而转化为实践应用的往往是理论最明显的部分。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虽然许多理论无法转化为明显的外部实践，但却可以转化为自我理解 ，间接地应用于实践。换而言之 ，社会科学的理论同与之相关的实践活动也具有某种紧密连接和关系重构 ，当某种理论转化为自我理解时，便有可能改变实践的基本特征。布鲁纳认为 ，这种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能力意味着科学本体论需要有一系列规范化的概念 ，包括心理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理论在概念部分上是一种带有实践性质的比较成熟的道德对话 ，其研究意义在于能够辨析实践生活中的特定问题、矛盾与困惑 (Bruner，1996/2012，p184)。由于社会科学研究在实践中常常被情景化 ，或者被情景化的意义所塑造及限定，因此他提出： “理论心理学的最好前途 ，是让好几种理论围绕着心理科学对实践的贡献这一非常宽泛的主题而联合起来” (Bruner，2008)。
第三，对心理学分裂与整合问题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近 30年来，西方对于心理学界的这种内部分裂的问题虽然不断提及并受到一些心理学家的重视(Spence，1987；Staats，1991；Gardner，1992)，但这一重大的学科发展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叶浩生，2002)。布鲁纳提到： “心理学正处在其前所未有的分裂时期。它丧失了自己的核心 ，并且面临失去维系其内在交流所必须的凝聚力的危险 ，而只有这样的交流才能确保心理学各部分之间合理分工。心理学各部分有自己的组织实体、理论架构 ，通常还有自己的期刊 ，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 ，各自成果可交流性越来越差” (Bruner，1990/2011，p1)。面对心理学分裂与整合的困境 ，布鲁纳在清楚地意识到境遇之艰难的同时 ，也对未来充满了乐观的信心。他指出：“尽管分裂和条块分割似乎在所难免，但我认为心理学不会因此而走向毁灭 ，也不会注定永远分裂下去。因为其主要问题仍具有活力” (Bruner，1990/2011，p2)。基于这样的期冀 ，布鲁纳力图在对心灵意义的整体性寻求中 ，努力从心理学各部门、个体心理与文化环境、心理学与人文学科各姊妹学科之间寻找出一条整合的路径 ，构造整合的理论发展图景。他认为“过分狭隘地强调神经科学是有问题的，问题不仅仅在于我们对传统心理学维度 (社会、个人、文化心理学 )的片面理解 ，同时也在于神经科学本身。更加确切的说 ，神经科学的方法对心理学而言要想实现所研究的全部科学潜力 ，就需要齐心协力在多个层面之间建立卓有成效的联系和分析，包括更加传统的心理层面 ，也包括从方法论中获益的其他心理学领域。因此 ，心理学中的神经科学方法一定不能切断其他心理学领域中的至关重要的血液供应” (Bruner，2008)。另外 ，他还提醒心理学研究 ，要避免陷入一种 “统一化”的陷阱之中。因为，“当一种范式成为学科的主导力量，并且过于强大时，这个陷阱就出现了。这会不断打击其他范式的成长 ，导致学科不可避免地进入肯德勒式的狂热化一元论的困境” (Ataria &；Yochai，2016)。犹如心理学中的 “科学主义 ”统一范式一样 ，过早的 “统一化”可以通过单一方法论的短期成功或者库恩解谜的概念化方法得到巩固 (Kashdan &；Steger，2004)，但这反而会导致使用这种方法的学科发展陷入一种“不成熟的热情”之中(Henriques，2008)。
2 布鲁纳晚年研究转向的学术创新意义
布鲁纳晚年致力于对当前心理学时代发展主题中许多重大问题的探讨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创新意义和实践应用价值。
长期以来 ，布鲁纳因其作为教育心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的杰出成就而为国内外所熟知。《纽约时报》最近在报道布鲁纳刚刚去世的文章中赞誉其是“继杜威之后 ，改变世界教育思维的最杰出学者 ” (Matt，2016)。哈佛大学著名心理学家加德纳称赞他：“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发现并创造了新的心理学研究领域，改写了当代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进程 ” (Benedict，2016)。“布鲁纳所作的新阐述播下了多学科研究人类活动的种子 ，而人类活动研究的多学科性正是其所竭力追求的。正如他接着说的 ，如果意义成为心理学研究的核心 ，那么心理学就必须与它在人性和社会科学中解释性的姊妹学科相互结合” (Mattingly，Lutkehaus，&；Throop，2008)。我国台湾有学者认为：“在他温和的表象之下，蕴藏着摧枯拉朽的强大气势。他始终拒绝加入激进主义的阵营 ，却也从不属于折衷主义的一员。布鲁纳的理论毫不激进，甚至可以称作谆谆善诱 ，虽然语不惊人 ，但却一直坚定地导向那场无声的革命” (宋文里，2010)。在我国大陆 ，1973年继他的《教育过程》一书翻译出版之后 ，近年来包括《教育文化》等不少代表性著作也相继翻译出版。不过由于种种原因的限制，他对于理论心理学的创新贡献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因此 ，如何理解布鲁纳心理学研究思想转向的学术创新意义 ，就成为我们亟需探讨的时代性课题。我们认为：布鲁纳晚年思想转向充分展现出了其对心理学元理论创新的自觉反思 ，对心理学研究方法、规律性问题的总结以及对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 ，蕴含着极高的学术智慧和创造性魅力。
首先，布鲁纳为心理学的理论创新做出了突出的贡献。理论创新是科学研究进步繁荣的不竭动力。我们从布鲁纳晚年的研究转向中不难看出这位著名学者所具有的视野广度与深刻程度。布鲁纳明白，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才比巨人看得更远。他曾经说过：“有一个问题值得去探讨一下，那就是诸如达尔文、马克思和弗洛伊德等智慧英雄的观点是怎样被转化吸收进通俗心理学中的 ” (Bruner，1990/2011，p10)。布鲁纳就是这样一位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心理学家 ，他不仅引领了当代心理学关于认知科学、文化心理学、人类心理学等核心主题论域的研究，而且对整个心理学科特别是理论心理学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Stolk，2009)。
理论心理学的研究 “关系到整个心理学的最有根本性质的理论问题的一个分支。是指从非经验的角度，对心理现象进行探索 ，对心理学学科本身发展中的一些问题进行反思” (Bem &；de Jong，2013)。理论心理学是心理学学科体系中一个极为重要和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我国学者叶浩生先生认为 ，理论心理学主要包括元理论和实体理论两大部分。元理论研究涉及心理学的学科问题、方法论和心理学的基本框架三个方面的内容 ，其中心理学的基本框架，“包括心理现象的分类 ，各分支学科的内在联系，沟通不同分支学科、不同心理现象、不同理论学派之间的概念框架等等。这是目前理论心理学所应注重的最主要问题” (叶浩生，2003)。从理论心理学视角来看，布鲁纳晚年的学术转向可以说 “是反思中前行的转向”、“是抓住学科发展时代精神重要问题的转向”、“是逐步将现代心理学对人类主观经验知识的贡献由点的突破上升到面的突破之转向 ”。
我们认为 ，自觉的学术反思是科学发展过程的基本精神内涵 ，而不断地进行学科重建和反省批判更是推动心理学科进步的内在机制。没有反思本质和总结规律性的研究活动 ，就不可能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活力。之所以说布鲁纳的理论创新是“反思中前行的转向 ”，是基于布鲁纳的研究经历。早在上世纪 50年代，布鲁纳的认知理论创建工作就使心理概念在科学上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当时，心理学发展的主流是行为主义的实验性研究 ，而“认知研究的名声不佳。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往往超出正统的科学范围 ，而容易被卷入到一些‘心灵主义’的概念中去 ” (Gauvain &；Munroe，2009)。由于布鲁纳等人开创的认知研究方法，“尽管这些实验是很简单的 ，但我们却设法找出其中有意义的研究结果 ，并设法发现普通人趋向理性的解释 ” (Bruner，1960/2012，p41)。他在《教育过程》 (1960)中，阐述了当时认知心理学的核心思想 ，很快成为当时教育理论的主流共识 ，并以此引起了 60年代的教育改革，在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张爱卿，2000，p208)。但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也暴露出了认知主义教育观重认知、轻文化的缺点 ，尤其是在弱势群体与外来移民群体的圈子里 ，这一认知理念指导下的教育改革成效不大，引发了众多批评。 “这些批评促使布鲁纳对认知主义进行了更深入的反思 ，最终走向了文化主义” (Takaya，2013，p40)。进入 90年代以后，布鲁纳仍然继续以更加开放的气度 ，严肃认真的反思，致力于对传统心理学的科学观和方法论进行调整改变。他在《有意义的行动》 (1990)一书中，集中对 50~70年代的认知心理学进行了历史回顾，对其中的不足进行了批评与自我批评。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能够突破旧有的理论框架 ，重新发现问题，重新发现意义 ，以追求和建设更加完美的人类心理学。正如有学者所讲：“所谓的第二次认知革命事实上指文化论在人文科学中的发展 ” (宋文里，2010)。布鲁纳提出了“文化.心理取向”这个新名称(Bruner，1996/2012，p112)，突出了他的综合创新转向的实质 ，为心理学的现在与未来的发展指明了路径和方向。
理论问题的研究在于反思学科发展的本质、发展方向和发展规律 ，而不仅仅是研究与收集资料信息，却无视对核心问题的研究。 “随着心理学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和持续积累 ，需要进一步揭示学科发展的关键性、整体性问题” (Arnett，2009)。布鲁纳晚年的学术思想转向正是抓住学科发展的时代精神，抓住了心理学理论的整合创新问题。一切科学研究在开始阶段 ，人们都会更多地关注一些比较特殊的问题，而不是总体性问题。但是 ，随后的整合创新问题必将成为学术研究的焦点。对此布鲁纳做出了明确的回答 ，他晚年转向于对心智本质和形成过程等问题的探讨 ，致力于对探讨意义、价值、本体方法论以及关于心智在历史和文化层面的构成性问题的研究。他在理论心理学领域对于认知心理学、文化心理学、建构主义等新的取向进行了新综合、新阐释和新论断，反映出与时俱进的精神品格。在 20世纪 60年代，布鲁纳称自己是 “认知心理学家”;在 90年代他强调自己是 “文化主义者” (Ames &；Fiske，2010)；2015年纽约大学庆贺布鲁纳百岁寿辰时，他又宣称自己 “是建构主义者 ” (Kirsten，2015)。从其对自己不同时期的称谓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极具有开放气质的学者 ，另一方面又是与时俱进的典范。其晚年的思想转向既是“抓住学科发展时代精神重要问题的转向 ”，又“是自身发展学术持续积累生成的转向”。在一定意义上讲，转向与发展并不矛盾。这种转向并非全面否定以前 ，而是克服已有研究的偏差进一步完善的转向。
科学是指有组织、有系统地探讨事物真相及其规律的知识和学问。心理学的发展经历了由点到面、由零散到系统的格局 ，急需要实现从点的突破到系统突破的研究格局。布鲁纳晚年学术思想的转向也是一种对人类主观经验知识的贡献由点的突破上升到面的突破 ，或者说是积极推进心理学研究从零散知识的贡献 ，逐渐提高到内核性、系统性、框架性的学术贡献。
长期以来，人们面对心理学热衷于 “小、散、轻、薄”的实证化研究结果 ，经常会使人产生 “心目俱乱”的感觉。因此 ，“反思本质 ，开展证伪总结 ，突出关键性特征，组织知识图景 ”便成为当代心理学发展的迫切任务之一 ，更是理论心理学研究的价值功能所在(Stam，2000)。在这方面 ，布鲁纳晚年所建立的“生物性 —文化性—实践性 ”的理论解释框架 ，可以说是对人类心理科学的一个突出贡献。按照布鲁纳的论述，心灵虽然一直都是 ，而且还要继续成为科学研究中最令人着迷又充满困难的领域之一 (Bruner，1990/2011，p4)，但是，心灵兼具生物性、文化性和实践性三种特性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其作为一个具有整合性的复杂历程 ，必须突出其生物演化、文化建构与置身实践三者间的互动关系。人的生物性是限制性的力量 ，人类的文化是一种塑造性的力量，而生物性与文化性只能置身于实践的运作之中(Bruner，1996/2012，p314.315)。由此可见 ，布鲁纳对心理学理论框架的建构 ，不是抽象的、佶屈聱牙的哲学语言 ，也不是神秘的体系 ，而是具有科学的精神内核 ，是一种螺旋式上升且具有层次性的系统性理论。布鲁纳指出 ，目前心理学需要 “物质.生命.心理.文化”这样的知识谱系学维度 ，以“促进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这些解释性兄弟科学的联系” (Bruner，2008)。他希望能够以此为心理学研究开创一条新的途径。
实际上，布鲁纳晚年学术思想的转向并不是偶然的。在我们看来 ，这既是时代精神的体现 ，也是转向反思的产物 ，更是心理学科内部矛盾运动发展需要的结果。20世纪中晚期以来，整个人类社会进入了一个反思的时代。“反思科学、批判社会 ”汇成了这一时代的主旋律。正如布鲁纳所言“世界性的反思不仅在人类科学中 ，而且在文学、艺术和文化中。心理活动的实现在如何改变世界中发挥着更加明显而重要的作用。影响到了整个人的心理世界” (Bruner，2015)。例如在面对 “新科技”这一新的突出问题，布鲁纳认为 ，如果科技是心灵的问题 ，那么科技无论如何也得在某种非科技的理解方式中存在。“科技本身的解释语言是特殊的人工语言如数学，但叙述科技的语言则是日常语言 ，而它的方法是叙事法” (宋文里，2010)。需要以 “新科技 /新人文”来引领未来“心理学下一章”的发展(Bruner，1996/ 2012，p255.266)。多年来心理学研究存在着 “泛化”与“极端化”这样两大弊病 ，而泛化之后的极端化倾向更是相当严重。如果缺乏一种系统的概念性框架 ，便很难使心理学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必将会损害心理学的科学合法地位。所以 ，从心理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来看，布鲁纳晚年的学术转向也是学科发展的必然产物。进入新千年以来 ，国际心理学又迈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历史性新阶段 ，许多理论处在被分裂、重组和更新换代之中。这正如美国心理学会前任主席安娜斯塔西在 APA100周年大会上所提出的，现代心理学发展的两大新任务： “第一是重新重视心理学理论的地位；第二是综合性的运动 ” (Anastasi，1992)。布鲁纳晚年的学术努力与当前心理学发展的时代迫切需要相契合。
其次是研究方法领域的创新。方法是人类借以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时遵循的某种方式、途径和程序的总和。学术研究方法即是在黑暗中照亮道路的明灯与路标，为理智提供暗示或警告。布鲁纳晚年的学术思想转向也突出地表现在研究方法领域的创新方面。在现代科学心理学的研究中 ，长期存在着“方法崇拜 ”和“方法恐惧 ”的二律背反。而对于心理学的理论研究来讲 ，“方法恐惧”或者说操作性的研究方法有限，更成为制约其发展的瓶颈性因素 (Fowers，2015)。长期以来 ，对理论研究的批评主要集中于历史的争论问题与实际操作有限问题这样两个方面。而布鲁纳晚年的学术研究在方法论层面突破了这一“瓶颈”，实现了研究方法领域的创新 (Monteagudo，2011)。他顺应国际理论心理学发展的潮流，为心理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解模型和解决问题的新框架。布鲁纳晚年与同事进行实验研究的过程中，除了重视实证、数据方面的收集和整理之外，同时将心理和行为置于文化的背景中进行考察 ，由外至内地寻找人类行为的原因 ，并以交互主体性的视角来看待研究者及研究对象 (Bruner，1996/ 2012，p315)。他们既重视具体实证的“小型思想”的深入研究，也不乏对一般性质、普遍性质以及关键性问题的“大型思想”的科学探讨。不仅完成了实验情景中的幼儿发展研究 ，还在非洲学校进行了田野研究(Bruner，1991)。这种以 “文化论”为基础的新研究，“它完全超越心理学 ，而是以当今的灵长类研究、人类学、语言学、涂尔干式的社会学等为基础 ” (Geertz，1997；Bruner，1996/2012，p94)。与此同时，他又极力推进及发展了 “叙事研究方法 ”，以进一步揭示“大脑是如何受文化所支配的 ”，揭示了人们通过倾听他人的故事来了解自己内心世界的倾向 (Taggart，2012)。在布鲁纳看来 ，叙事不仅仅是意义建构的工具，更是一种思维的方式。叙事法作为一种思考的模式和一种文化世界观的表达方式 ，帮助我们建构出自身存在于世界的一个版本(Bruner，2003/2006，p2)，而文化也正是通过它自己的叙事法才能为其成员提供身份认同的种种模型 (费多益 ，2008)。布鲁纳最终将认知心理学确立为一种具有认知目的性和解释性、并与人类科学紧密相连的科学。叙事法充当了他的文化心理学与当代对主观经验感兴趣的心理人类学的桥梁 (Fear &；Azambuja，2014)。从研究方法领域创新的角度来看 ，近年布鲁纳一直在规划着包含了人类学、认知解释学、文化心理学等众多学科的有机整合 ，并试图开拓出另一种心理学研究发展的新格局 ，使我们得以领略到另一种类型的心理学研究方法的学术魅力。正像罗默曾指出的那样 ，只有知识资源才具有不可估量的增长潜力。“一种大的理论与上百万个小理论结合在一起，才可能保持经济的增长 ” (Romer，1986)。布鲁纳在研究方法领域的创新和引领学术研究方向的境界及气派 ，正是后辈心理学研究工作者需要真正学习的东西。
再次是对心理学的实践创新做出了积极努力。布鲁纳晚年的学术研究转向有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就是对于实践意义的强调。作为西方著名的心理学家，其整个学术研究生涯都在提醒我们一个重要的事实，那就是对于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重视。布鲁纳终其一生都在探究心灵的秘密 ，试图动态地思考生命的真谛；推动他不断前进的不仅是理论的反思与创新，还有解决现实问题的努力与行动；在行动中进行思考，在思考中不忘行动。纵观心理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理论研究均是在实践应用中深化、扩展和创新的。与其说布鲁纳是心理学家 ，不如说他是重视人类学和心理学研究与社会实践作用的杰出的科学实践家。他集实验心理学家、人类科学家和教育实践改革家于一身 ，长期致力于解决具体的、鲜活的实际问题。在他看来 ，对人类心理进行研究不但要掌握生物性和演化的因果原则 ，更要在意义生成的诠释历程之光照下 ，来理解这些原则(Bruner，1996/2012，p335)。这就需要把理论建构视为心理学研究与心理学知识之间、心理学知识与心理学应用和实践之间的永无休止的解释学桥梁。布鲁纳将认知心理学和文化心理学应用于实际的同时，也在不断追求完善和创新 ，其中包括前期并不成功的对教育改革的大规模摸索实践。他经常投身于解决具体和实际问题的实践 ，例如结构教学、儿童发展以及对法律问题的关注。
实践是催生理论的沃土。早在 20世纪 60年代，布鲁纳便以人类学为基础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活动 ，其中包括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 MACOS课程项目 ，联邦政府资助的启蒙学前教育计划以及他的研究生在非洲和北极所进行的人类学研究(Lutkehaus &；Greenfield，2003)。拉特克霍兹认为，这些基于人类学的研究活动 ，对于布鲁纳理解文化在学习和认知中的作用以及文化心理学“接地气”的视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Thornton，2012；Lutkehaus，2008)。他将叙事思考作为一种思维模式这一思想对临床实践的研究影响深远。医学人类学和医学社会学领域的学者都曾将他的研究方法应用到对疾病和康复的研究中。在卫生保健领域内 ，布鲁纳的理论也对 “人性化 ”医学教育有重要的启发意义(Charon，2007)。近年来他又对心理学与人类学的积极融合产生了浓厚兴趣 ，他以自己渊博的学识、人文的关怀而促成了多个学科的沟通、对话和融合；用一种更具整合性的观点，在实践领域进行了积极应用、创新和调整变更(Evers，2007)。
集上所述 ，布鲁纳晚年学术研究的转向及创新 ，不仅对于我们反思认知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理论心理学，寻求多元整合的发展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 ，而且对于心理学理论研究方法的创新 ，为社会实践服务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应用价值。
3 小结
有学者曾经讲道： “介绍布鲁纳的某些主要思想，真是一件光荣而愉快的事情 ，因为他的研究著作在教给我们如此丰富的人类智慧这一点上 ，是无与伦比的” (Gauvain &；Rorbert，2009)。通过以上我们对布鲁纳晚年的学术转向与创新意义的介绍与分析，我们也确实体验到了这种 “光荣而愉快 ”情绪。布鲁纳晚年的许多研究探索不仅与现代科学观持续变革的时代精神相同步及契合 ，充分体现出其对时代精神的精确把握与深入理解。他对认知心理学、文化心理学等重大论域问题的阐述理解 ，既表现出极高的学术价值 ，又充满了创新精神与历史意义。所谓创新精神是指能够综合运用已有信息、知识、方法和技术 ，来进一步提出新方法、新观点的思维能力、勇气及智慧。布鲁纳在其近 70年的学术生涯中 ，始终站在心理学发展时代潮流的前头 ，发挥着与时俱进的现实性、批判性和创新性的引领作用。所谓历史性意义是指学术思想延续流存的程度及继往开来的变革内蕴。布鲁纳晚年所发出的 “还心理学以原貌 ”的呼吁意义重大 ，可以说这是对冯特民族(文化)心理学思想的学术自觉 ，关系到整个心理学的前途和命运 (Weisner，2011)。他专注于对以意义为核心的心理学诠释触及到了心理活动的实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布鲁纳面对心理学全球化发展的未来 ，也有很深的思考：他认为在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中创造出一个人类共同的心理文化，是如今需要人类科学和文化心理学共同面对的根本性问题(Lash &；Wingfield，2014)。布鲁纳的这些思想对于心理学理论的创新与多元化、宽容性和开放性的走向以及心理学科的发展整合问题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也不失为当代心理学界的一位杰出的 “智慧英雄 ”，其许多论作堪称经典 ，必将载入世界心理学发展的史册。
在国际心理学界 ，布鲁纳的许多观点看来是比较超前的，他的思想中有不少 “出格”的地方，比如对意义、叙事的论证与诠释 ，远远地超越了传统的学科之间的界限，超越了心理学、文化学、人类学、教育学的范畴 ，甚至还包容了文学和法学的方法 ，这与传统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潮流是相悖的 (Nwoye，2015)。同时 ，以意义为核心 ，以文化心理学为基础的第二次认知革命以及文化心理学革命运动的发展，也面临着一些普遍性与操作性难以实现的困境及挑战。诚如韦伯所言：“愈是目标合理的行动因其最具有一般性 ，最缺乏文化意义的独特性 ，因而也最可理解。而愈是渗透有多种价值情感和其他的精神的行动，愈富有文化意义。因而实际上是愈难得到清楚的解释” (韦伯，1999，p127)。因此，布鲁纳晚年的许多主张也不易被人们所接受和难以发扬光大。诚然，我们对他晚年的思想之认识毕竟还比较表浅，但另外也为我们理解其学术研究留下了很大的空间，进而有可能向我们提出新的、必须深入研究的任务。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变革与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国内心理学界如何能够在时代变革中进一步做好自身的研究工作 ，追踪国际前沿并创造出自己的特色？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工作。布鲁纳晚年的学术研究转向似能带给我们许多新的启示：首先，作为一门日益为当代社会发展所重视的心理学研究，需要在自身的专业化发展进程中 ，追随时代精神的大趋势 ，需要积极配合时代发展的最新要求 ，及时调整改变旧的科学观。其次 ，我国学者需要具有世界性的长远眼光 ，重视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和实践创新，提升自身研究的高度和力度。立足于实践，服务于社会 ，勇于不断反思变革而不懈努力。另外，近 10年来，包括布鲁纳在内的许多欧美心理学者不断地推出各种新的理论学说 ，体现出了对人类心理活动本质规律认识的不断发展和深化。这也是中国心理学界一直提倡把现代全球之旅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两者结合起来的主旨所在。
参考文献
Ames，D. L.，&；Fiske，S. T. (2010). Cultural neuroscience.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13，72.82. Anastasi，A. (1992). A century of psychological sc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47(7)，842.843. Arnett，J. J. (2009). The neglected 95%，a challenge to
psychology’s philosophy of science. American Psychologist，
64(6)，571.574. Ataria，Y. (2016). Body without a self，self without bod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36(1)，29.40.
Bakhurst，D.，&；Shanker，S. G. (2001). Jerome Bruner: Language，culture and self (p. 5). London: Sage.
Bem，S.，&；de Jong，H. L. (2013). Theoretical issues in psychology: An introduction (3rd ed.，pp. 15.17). London: Sage.
Benedict，C. (2016-06-08). Jerome S. Bruner，who shaped understanding of the young mind，dies at 100. The New York Time.
Bruner，J. S. (1991).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Critical Inquiry，18，1.21.
Bruner，J. S. (1996).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runer，J. S. (1997). Celebrating divergence: Piaget and Vygotsky. Human Development，40，63.73.
Bruner，J. S. (2006). Making stories: Law，literature，life (M. L. Sun，Trans.). Beijing: Educational Science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2003)
[布鲁纳 ，J. S. (2006). 故事的形成 : 法律、文学、生活 (孙玫璐译 ).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Bruner，J. S. (2008). Culture and mind: Their fruitful incommensurability. Ethos，36(1)，29.45.
Bruner，J. S. (2011). Acts of meaning (Z. M. Wei，Trans.，2nd ed.). Changchun: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90)
[布鲁纳 ，J. S. (2011). 有意义的行为 (魏志敏译 ，第 2版).长春: 吉林人民出版社.]
Bruner，J. S. (2012).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W. L. Song &；X. P. Huang，Trans.，2nd ed.). Beijing: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1960，1996)
[布鲁纳 ，J. S. (2012). 布鲁纳教育文化观 (宋文里 ，黄小鹏译，第 2版). 北京: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Bruner，J. S. (2015). The uneasy relation of culture and mind. 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28(2)，8.9.
Charon，R. (2007). What to do with stories: The sciences of narrative medicine. Canadian Family Physician，53(8)，1265.1267.
Chung，M. C.，&；Hyland，M. E. (2012).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psychology (pp. 20.21). Malden: Wiley-Blackwell.
Cole，M. (1996). Cultural psychology: A once and future discipline (pp. 9.32).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ooper，C. R.，&；Denner，J. (1998). Theories linking culture and psychology: Universal and community-specific process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49，559.584.
Edwards，D.，&；Potter，J. (1992). Discursive psychology (pp. 25.34). London: Sage.
Evers，C. W. (2007). Culture，cognitive pluralism and rationality.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39，364.382.
Fear，W. J.，&；Azambuja，R. (2014). Narrative and deliberative instauration: The use of narrative as process and artefact i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institutions. Learning Culture and Social Interaction，3，286.295.
Fei，D. Y. (2008). Cognitive research in hermeneutic dimension. Philosophical Researches，(5)，92.99.
[费多益. (2008).认知研究的解释学之维 . 哲学研究，(5)，92.99.]
Fowers，B. J. (2015). The promise of a flourishing theoretical psychology. Journal of Theoretical and Philosophical Psychology，35(3)，145.159.
Gardner，H. (1992). Scientific psychology: Should we bury it or praise it? New Ideas in Psychology，10，179.190.
Gauvain，M.，&；Munroe，R. L. (2009). Contributions of societal modernity to cognitive development: A comparison of four cultures. Child Development，80(6)，1628.1642.
Geertz，C. (1997). Learning with Bruner.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7(6)，23.
Gergen，K. J. (1985). The social constructionist movement in modern psychology. American Psychologist，40，266.275.
Hardin，E. E.，Robitschek，C.，Flores，L. Y.，Navarro，R. L.，&；Ashton，M. W. (2014). The cultural lens approach to evaluating cultural validity of psychological theory. American Psychologist，69(7)，656.668.
Harré，R. (1992). The second cognitive revolutio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36(1)，5.7.
Henriques，G. R. (2008). Special section: The problem of psychology and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 knowledge: Contrasting Wilson’s consilience with the tree of knowledge system. Theory &；Psychology，18(6)，731.755.
Kashdan，T. B.，&；Steger，M. F. (2004). Approach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with Kuhn’s eyes. American Psychologist，59(2)，272.273.
Kelly，R. J. (1998). Jerome Bruner: The tireless explorer. Journal of Social Distress and the Homeless，7(4)，289.302.
Kirsten，W. (2015). The centenarian psychologist. The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46(5)，48.
Lash，A.，&；Wingfield，A. (2014) A Bruner-Potter effect in audition? Spoken word recognition in adult aging. Psychology and Aging，29(4)，907.912.
Li，B. Q. (2007). Cultural psychology (p. 69).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李炳全 . (2007).文化心理学 (p. 69).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Li，Q. W. (2008). Cognitive revolution and 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40(12)，1306. 1327.
[李其维. (2008). “认知革命 ”与“第二代认知科学 ”刍议. 心理学报，40(12)，1306.1327.]
Lutkehaus，N. C. (2008). Putting “culture” into cultural psychology: Anthropology’s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Bruner's cultural psychology. Ethos，36(1)，46.59.
Lutkehaus，N. C.，&；Greenfield，P. M. (2003). From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to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of Jerome Bruner’s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In B. J. Zimmerman &；D. H. Schunk (Eds.)，Educational psychology: A century of contributions (pp. 421.425).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Inc.
Matt，S. (2016-06-08). Jerome S. Bruner，influential psychologist of perception，dies at 100. The Washington Post.
Mattingly，C. (2008). Reading minds and telling tales in a cultural borderland. Ethos，36(1)，136.154.
Mattingly，C.，Lutkehaus，N. C.，&；Throop，C. J. (2008). Bruner’s search for meaning: A conversation between psychology and anthropology. Ethos，36(1)，1.28.
Monteagudo，J. G. (2011). Jerome Bruner and the challenges of the narrative turn: Then and now. Narrative Inquiry，21(2)，295.302.
Nwoye，A. (2015). African psychology and the Africentric paradigm to clinical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45(3)，305.317.
Romer，P. M. (1986). 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94(5)，1002.1037.
Salkind，N. J. (2006). Encyclopedia of human development. London: Sage.
Shweder，R. A. (1991). Thinking through cultures: Expeditions in cultural psychology (pp. 1.19). Cambridge，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ong，W. L. (2010). The background and the educational significance of the contemporary cultural psychology ——review of the culture of education by J. Bruner，former president of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psychological. Journal of Research on Education for Ethnic Minorities，21(6)，23.29.
[宋文里 . (2010).当代文化心理学的缘起及其教育意义 ——美国心理学会前主席布鲁纳《教育的文化》评述 . 民族教育研究，21(6)，23.29.]
Spence，J. T. (1987). Centrifugal versus centripetal tendencies in psychology: will the center hold? American Psychologist，42，1052.1054.
Staats，A. W. (1991). Unified positivism and unification psychology: Fad or new field? American Psychologist，46，899.912.
Stam，H. J. (2000). Ten years after，decade to come: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ory to psychology. Theory &；Psychology，10，5.21.
Stolk，Y. (2009). Approaches to the influence of culture and language on cognitive assessment instruments: The Australian context. Australian Psychologist，44(1)，1.5.
Taggart，J. M. (2012). Interpreting the Nahuat dialogue on the envious dead with Jerome Bruner’s theory of narrative. Ethos，40(4)，411.430.
Takaya，K. (2013). From early Bruner to later Bruner. Netherlands: Springer.
Thornton，C. (2012). Renewing the link between cognitive arche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39，2036.2041.
Weber，M. (1999). Gesammelte aufsaetze zur wissenschaftslehre
(p. 127). Tubingen: Mohr. [马克斯 ·韦伯. (1999). 社会科学方法论 (p. 127).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Weisner，T. S. (2011). “If you work in this country you should not be poor，and your kids should be doing better”: Bringing mixed methods and theory in psychological anthropology to improve research in policy and practice. Ethos，39(4)，455.476.
Ye，H. S. (2002). Rethinking about the unity and disunity in western psychology. Acta Psycholagica Sinica，34(4)，431. 436.
[叶浩生. (2002). 有关西方心理学分裂与整合问题的再思考 . 心理学报，34(4)，431.436.]
Ye，H. S. (2003). The second cognitive revolution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ocial constructionism. Advance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11(1)，101.107.
[叶浩生 . (2003). 第二次认知革命与社会建构论的产生 . 心理科学进展，11(1)，101.107.]
Zhang，A. Q. (2000). Radiating the light of wisdom: Bruner’s cognitive and educational psychology. Wuhan: Hubei Education Press.
[张爱卿. (2000). 放射智慧之光 ——布鲁纳的认知与教育心理学.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The orientation of Bruner’s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t his later age and its academic relevance
HUO Yongquan1，3；SONG Peipei1，2；CHEN Xiaopu3；ZHU Yi4；CHEN Yuanyuan1
(1 School of Psychology，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061，China) (2 Behavior and Cognitive Neuroscience
Experiment Center of Shaanxi Province，Xi'an 710062，China) (3 Teacher’s College，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6，China) (4 Xi'an Far East No.1 Middle School，Xi'an 710077，China)
Abstract
Bruner is one of the most creative and open-minded psychologists and educationists in the world. Moreover，he is also one of the leading figures in the first and the second cognitive revolution. Since 1990s，Bruner’s research showed a distinctive change in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which had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cognitive psychology，cultural psychology，anthropology as well as theoretical psychology. His excellent achievements at his later years involved various fields including psychology，education，anthropology and law. Through plenty of researches and observations，Bruner finally realized that human behavior was always affected by the involved culture. His work helped to keep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away from strict behaviorism，and made contribution to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and cultural psychology. Many scholars emphasized the orientation of Bruner’s thoughts at his later age. This article seeks to reflect the important value of Bruner’s academic achievements at his later age，and reveal his reflection on cognitive revolution and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ultural psychology. Bruner promoted the gain momentum of second cognitive revolution，which echoed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psychology. He also reflect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psychology，suggesting that cognition could be seen as individual’s activity in real life. Bruner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of cognitive psychology by applying a constructivist theory. Meanwhile，he developed a new framework for cultural psychology by emphasizing the importance of cultural transmiss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mind and its general intelligence. In this framework，Bruner explained that human mind reflected the evolution of biological，cultural construction and exposure to the practice of interaction among biological，cultural and practical properties，which acted like an integrated complex process. Furthermore，Bruner made great effort in unravelling the plight of empirical approach and in exploring the way to psychology integration. His innovative understanding of problems in psychology and foresights for future studies also served as an important guide for the field of interest. Bruner attributed his success to the openness of the eyes. As a people who was born blind and restored sight later，these experiences made him sensitive to the new. The secret of people fascinating him throughout his life，his spirit always inspire future researchers continue to complete his unfinished work. Key words Bruner；cognitive revolution；meaning construction；cultural psychology；theoretical psych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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