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苗炜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1998年，进口大片《泰坦尼克号》票房超过3亿元，本刊编辑部里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执，主编朱伟要求一位年轻记者批评这个电影。年轻记者写出了报道，老朱不满意，耳提面命一番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批评，记者改了一遍，老朱依然不满意，大叫，我们不能给好莱坞唱赞歌，你这样写，我就不发！年轻记者也很倔，她说，我只能这样写。不知道为什么，这番争执在我脑子里印象深刻，后来，我渐渐明白，这是两种裁判原则的争执。以往，文化裁判是要做价值判断，而新的裁判标准是什么东西“受欢迎”。现在，那些“受欢迎”的东西占据上风。有一位艺术评论家曾经这样说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他说，人们去那里只是顺便去看展览的，就像顺便上趟厕所一样。那篇文章的标题叫“Welcome to Funhouse”，我们目前就处在一个巨大的Funhouse中，什么东西都要“有趣”、“好玩”、“有娱乐性”，还要有“传播力”。1998年的《三联生活周刊》还比较严肃，但一本杂志也是一个买卖，我们得做点儿“有意思”的封面故事。
那一年6月15日的封面是《每个人都想知道关于性的事》，杂志出街，就受到了有关部门的批评，大意是不应该这样随便地谈论“性”。那一期封面是个外国女郎，做出脱衣服的姿态，但一点儿也不暴露。据说，这本杂志打开了周刊的销售渠道，以往我们要向各个书报亭推销自己的杂志，此期杂志过后，书报亭的主人都踊跃进货。那时候市面上的杂志还相对保守，封面女郎不会太暴露。有一次我意外得到一本台湾版的《柯梦波丹》（Cosmopolitan），惊讶于那本杂志的尺度，将好多页复印下来做业务学习。
隔了10多年，再翻看《每个人都想知道关于性的事》，赫然发现，记者署名应该都是假的，“袁鸣”、“张进”，这两人是谁啊？记者采访了七八个人谈论自己的性经历，最后署上了两个笔名。那些“性经历”，只是一些“性关系”的经历，还不如叫“情感经历”更确切。他们没有触及“身体”，没有细节，甚少欢娱，更多是压抑。封面导语引用了一句福柯的话点出编辑主旨：性的话语的增殖，是因为性的隐秘意味着对我们的诱惑，我们通过对性的隐秘的叙说与窥视所获得对性的自由和解放的努力，都可能增强性的禁忌。这段“编者按”应该出自主编老朱的手笔，他说出了这个封面的意图——谈论“性”，这是一种应该争取的“消极自由”，他也准确地料到了后来上级的批评——我们假装开放地谈论这个问题，只能增强性的禁忌。
我给这个封面贡献了标题——“每个人都想知道关于性的事”，这句话借鉴自伍迪·艾伦的电影《性爱宝典》。我还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第一次看这个电影，在一个朋友家里，翻检了一大堆录像带，挑中了这个刺激的，结果发现这是个喜剧片，伍迪·艾伦在里面扮演了一个小精子。那是“艺片毛看”的时代，我们看《感官王国》，看《芳名卡门》，都不由自主地被其中的裸露镜头所吸引，某位朋友称之为“艺片毛看”，就是把艺术片当成毛片看，性禁忌是很害人的，如果太关注性场面，就会妨碍我们欣赏艺术。我当年以为《性爱宝典》中肯定会出现一两个香艳的女郎，甚至期待会有些香艳的画面，结果小老头伍迪·艾伦闯进来，他那部电影里的嘲讽，对一个想“艺片毛看”的小子来说，形成了双重的讽刺。自此之后，小老头儿就在我脑袋里扎下根儿，嘲讽也成了我极推崇的一种手法。
每个人都想知道关于性的事，你想知道的关于性的每一件事，这种“全称判断”中总有荒谬和戏谑的成分。多年之后，三联书店里一位领导跟我们一起业务学习，他强调慎用“全称判断”——香港演员成龙说他“犯了每个男人都会犯的错误”，这种说法就很荒谬。每个男人？他明明是“犯了有些男人会犯的错误”。我在下面做笔记，感叹自己的业务水平还是太差。
那一期封面故事的确触及了某些敏感地带，它隐晦地提到了同性恋的问题——悄悄转换人称，企图蒙混过关；它还提到了双性恋，标题是“主菜”和“甜点”——暗示你要更开放地对待自己的性取向；它还提到了“性解放”和“性消费”，当然是以批判的眼光。这些话题一度是媒体热衷议论的。
我觉得，杂志中应该多一些第一人称的文章，记者采访当事人，当事人以第一人称出现，讲述自己的故事，这种做法看起来不够“专业”，总会渗入虚构和修饰的成分，但讲述“性事”，还是这样个人化的叙述好一点儿。那一期杂志之后，周刊再也没有用过多的篇幅讨论性的问题。偶尔，在“生活圆桌”栏目里，会有一两篇文章涉及“性”。我印象深刻的是2002年的某一期，一个瘦小的姑娘写了篇《性的万能反抗》，她提到了大岛渚的《青春残酷物语》，还有电影《生死时速》的结尾，男女主角之间的对话：这样的关系不会长久——那我们就用性来维持。还有黄真真的《女人那话儿》，作者说，所有人都希望用“性”去反抗一些什么东西，反抗这个残酷的世界，反抗爱情的易碎，反抗男权的阴影。到底性在先还是反抗在先？的确，性这个话题，非常个人化，它似乎不太适合在公共领域讨论。
2003年，我问一个朋友，最近看了什么好小说？那位朋友答，没看小说，最近追木子美的博客看。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博客这种载体，惊讶于木老师叙述之大胆。性是个人的隐私，但我们对性话题总有无穷的好奇。那一次王小峰自告奋勇要去采访木老师，木老师公开回应，你在床上能坚持多久，就给你多长的采访时间。这在编辑部传为笑谈，实际上却很有思考的必要，那种尴尬从何而来？大众媒体或者说“公器”或者说“公共领域”，究竟该如何面对这样的人物？木老师那种“调戏”或者说是“挑衅”，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一本严肃的力图做“时代记录者”的周刊，应该怎样面对一个博客？那一段时间，我一直关注着其他杂志怎样处理木老师，绝大多数新闻类杂志保持静默，视而不见，一本时尚类杂志率先刊登了木老师的专访。很快，我看到了木子美的《遗情书》，那本书也很快和《上海宝贝》一样成为禁书。但蓬勃而起的博客，打破了叙述的层级，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自由地书写。木老师以一己之力推动了博客的风行。
休伯特·L.德雷福斯有一篇文章叫《信息高速公路上的虚无主义》，文章先提到克尔凯郭尔（Kierkegaard），这位哲学家说，他的时代的特点是对所有不同地位和价值的公平的反思和好奇。这些超然的反思对各种区别一视同仁。层次被打破，所有东西都是同等的，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克尔凯郭尔声称，躲在公众背后的真正的恶棍是报刊，报刊的大量发行造成了有限信息的广泛传播，每个人都能接触到它们，这造就了一批超然的观众。报刊将信息传播到一国之内的每一个人，这无关他们的地理位置，也无需他们是消息的主角。报刊会鼓励所有人对所有事情有自己的观点。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是民主化的成功，但在克尔凯郭尔看来，这种公共领域注定要成为一个超然的领域，其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对所有的公众事件评头论足，既不需要自己亲自调查真相，也不需要对评论负有任何责任。在如今的互联网上，充斥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匿名信息和兴趣群组，人们可以不用考虑后果地随意讨论任何话题，这个高科技的产物集合了报纸和咖啡屋的最坏的特征——任何人可以在任何地点和任何时间对任何事情发表自己的观点，所有人都只是急于去回应那些与自己一样被网络隔离的匿名的外行从不知道什么地方发表出来的观点。这些评论者并不对他们所谈论的事情抱有自己的立场，实际上，无处不在的网络反而让我们对身边的事情所持的立场看起来变得无关紧要。
凯瑟琳·海耶斯在其著作《我的母亲是计算机》中写道，信息之梦最初具有一种逃离的意象，但当它愈发强力地体现为一个可靠的寄居之所，它就愈发看上去不像是逃离，而是一个竞技场，在这里统治与操纵能够以新的方式进行角力。从博客到微博，我们可以看到网络时代的虚无主义特性。
2003年，木老师通过博客引起广泛的公众讨论的时候，美国第101空降师的坦克部队正开向巴格达，经过南方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市民聚集在路旁，观望着一波波的坦克、装甲运兵车和成队的士兵，群众中有一位老兄向队伍挥手，《纽约时报》一位记者看到他的动作，问他：你希望美国人带给伊拉克什么？那位老兄回答：“民主！威士忌！还有性！”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跑题了，也不知道互联网带来的是虚无主义还是某种古怪的民主和自由，但我敢肯定，互联网上有视频聊天，有“约炮神器”，性的反抗色彩减弱了，在网络或者媒体上谈论性，已经不新鲜了。最近一次我在杂志上看到的性话题是“性瘾者”的采访，这能满足我们的窥视欲。
大众媒体或者说一本杂志到底该如何谈论“性”呢？《大西洋月刊》的网站上有一个栏目就叫“性”，这是广义的性，会谈论女性社会地位等严肃问题。今年7月份刊出的一篇文章叫《为什么有些人对别人的性生活那么好奇》——这是个严肃的标题，没使用全称判断。文章提出一个问题，草率的性行为是否不道德？文章说，美国康奈尔大学和纽约大学进行的调查表明，如果你觉得随意的性行为可以接受，那它会给你心理带来一些好处；如果你觉得它不可接受，那它就没什么好处。但“是否不道德”这个问题多多少少会跟钱扯上关系，调查发现，如果女方在随意的性行为中获得了利益，那么她就会被看作“不道德”，这份调查刊登于《性行为档案》杂志中。《大西洋月刊》的报道是对调查报告的简短介绍，指出收入与男权之间有隐秘的关联。这份严肃的杂志说，讨论他人的性行为和性一样是一种天然的行为。在这篇文章下面，有700多条评论，“政治”栏目中有一篇关于“同性恋婚姻”的报道，下面有900多条评论。
《纽约客》杂志没有性栏目，但他们有一个幽默栏目。从网站点击率来看，《纽约客》最近被访问最多的文章就是一个性笑话。性笑话不是黄色笑话，不是黄段子，《纽约客》的这则幽默非常高级。性，私人空间，公共领域，消极自由，遥望当年，都是蛮重要的事，现在这些话题都消弭于网络的虚无主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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