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下面的文字是为5月号《心理月刊》的卷首而写。写作时,南平案刚刚宣判。
现在再把这篇文字贴到这里,是因为另一起杀童案。4月30日的早晨看到发生在江苏泰州的校园杀童案。看到无辜的孩子睁着眼睛绑着绷带躺在病床上,那行凶者拿着一尺来长的刀骑在校舍三楼的围杆上,那一刻我几乎是痛哭失声。
凤凰台的胡一虎正在做着几地连线,直播此事。评述此案作案动机的社会学者提出了一个“失败的中年男人”之说。他们失败,却要把刀挥向我们的孩子,这是怎样的心理动机?
一个是郑某坚持认为自己行凶只应付上30%的责任,另外的70%要算在被他指责为有精神病的、在恋爱关系上一再拒绝他的叶某及其家人上。他说,是他们让他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一个是在庭审时,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们泪流满面地看着屏幕上展现孩子们被杀害一瞬的录像截屏。
因为我也有孩子,一想到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也被这样无辜而毫无征兆的伤害,我的心就痛得无法继续去想。可是那个一向沉默寡言的郑某,他就该千刀万剐吗?或者说他被千刀万剐就能消解这份痛苦吗?我的心也想不下去。
思绪被各种人或事牵扯着。想到了同样患抑郁症却扛过来了的歌手杨坤,回忆起自杀的好友陈琳时,一再强调,扛不过去的时候,一定要走出门,去工作,去参加活动,再厌倦也要去。一旦走出去了,就不再是独自面对几乎要把自己吞没的浓得化不开的黑暗了。正是这样看似轻易的一步救了他自己。
可是,同样是难以承负、难以被外人察觉的心理问题,为什么陈琳杀掉了自己,郑某却要杀掉别人?难道是这个一直活得失败而卑微的小人物,这个和家人关系也处于吵架和冷漠境地的小人物,在以这样让人“痛”的方式和他人发生联结吗?从此,他永远地被那么多家庭深刻地记忆着、痛恨着……而被人恨是不是无论如何也要比被漠视强呢?
一个人的心理问题,终究要到什么样的临界点上,才会爆发出这样的怒火而将人沦为一个恶魔?我不禁猜想,在他挥刀杀人之前,积蓄已久的负面情绪如果被一个柔软的、温暖的力稍稍碰触一下,那恨会不会就像球一样泄了?
这一期有两位我非常尊敬的心理学家,不约而同给了我重要的洞见。余德慧,台湾著名《张老师月刊》的创始人,在专栏中写到:“并非所有心苦的人都会自杀,在不想活的当下黑暗里,突然出现心疼的人的脸孔,人是下不了手自杀的……真正的苦是在无助里找寻不到这点光亮。”而我们就南平事件访问徐凯文——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一直坚持做创伤治疗的年轻心理学者,他说了一句令人震动的话:“人际支持,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
写到这,我想说,其实南平事件报道让我最感沉重的是第三个细节:家长们认为应该追究学校的责任,因为学校在早晨7:30点前不肯开门让拥在校门外的孩子们进校,双方甚至为该如何认定一个孩子算是死在校内还是校外发生争执。
孩子出事就追究学校的责任,这种发生在悲愤之下的惯性指责,最终会带来什么恶果呢?我建议大家找来《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报道《拯救男孩》看看。由于学校害怕家长指责、不愿担责任,男孩子们淘气、富于生命力的天性正在校园中以保护的名义遭到禁锢、扼杀。
现在再把这篇文字贴到这里,是因为另一起杀童案。4月30日的早晨看到发生在江苏泰州的校园杀童案。看到无辜的孩子睁着眼睛绑着绷带躺在病床上,那行凶者拿着一尺来长的刀骑在校舍三楼的围杆上,那一刻我几乎是痛哭失声。
凤凰台的胡一虎正在做着几地连线,直播此事。评述此案作案动机的社会学者提出了一个“失败的中年男人”之说。他们失败,却要把刀挥向我们的孩子,这是怎样的心理动机?
稍后接到的手机新闻说,各地都加大了校园警备。这只是解决问题的一时之道。这接二连三涌现极端恶性事件,让我更深地意识到,心理学只能提供一种解释角度,问题的发生有很多很多社会综合因素的作用,甚至包括一时由媒体传播引发的导引作用。
但下面的这个解释角度我仍愿意呈现出来,供大家思索。并把《心理月刊》5月号专访心理学家徐凯文的对话也一并附后。
南平案件宣判后,关于它的报道有几个细节让我的心滑向了更沉重的忧伤。 谁该为此负责?
一个是郑某坚持认为自己行凶只应付上30%的责任,另外的70%要算在被他指责为有精神病的、在恋爱关系上一再拒绝他的叶某及其家人上。他说,是他们让他变成了今天的样子。
一个是在庭审时,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长们泪流满面地看着屏幕上展现孩子们被杀害一瞬的录像截屏。
因为我也有孩子,一想到如果有一天我的孩子也被这样无辜而毫无征兆的伤害,我的心就痛得无法继续去想。可是那个一向沉默寡言的郑某,他就该千刀万剐吗?或者说他被千刀万剐就能消解这份痛苦吗?我的心也想不下去。
思绪被各种人或事牵扯着。想到了同样患抑郁症却扛过来了的歌手杨坤,回忆起自杀的好友陈琳时,一再强调,扛不过去的时候,一定要走出门,去工作,去参加活动,再厌倦也要去。一旦走出去了,就不再是独自面对几乎要把自己吞没的浓得化不开的黑暗了。正是这样看似轻易的一步救了他自己。
可是,同样是难以承负、难以被外人察觉的心理问题,为什么陈琳杀掉了自己,郑某却要杀掉别人?难道是这个一直活得失败而卑微的小人物,这个和家人关系也处于吵架和冷漠境地的小人物,在以这样让人“痛”的方式和他人发生联结吗?从此,他永远地被那么多家庭深刻地记忆着、痛恨着……而被人恨是不是无论如何也要比被漠视强呢?
一个人的心理问题,终究要到什么样的临界点上,才会爆发出这样的怒火而将人沦为一个恶魔?我不禁猜想,在他挥刀杀人之前,积蓄已久的负面情绪如果被一个柔软的、温暖的力稍稍碰触一下,那恨会不会就像球一样泄了?
这一期有两位我非常尊敬的心理学家,不约而同给了我重要的洞见。余德慧,台湾著名《张老师月刊》的创始人,在专栏中写到:“并非所有心苦的人都会自杀,在不想活的当下黑暗里,突然出现心疼的人的脸孔,人是下不了手自杀的……真正的苦是在无助里找寻不到这点光亮。”而我们就南平事件访问徐凯文——北京大学心理咨询中心一直坚持做创伤治疗的年轻心理学者,他说了一句令人震动的话:“人际支持,可以决定一个人的生与死。”
写到这,我想说,其实南平事件报道让我最感沉重的是第三个细节:家长们认为应该追究学校的责任,因为学校在早晨7:30点前不肯开门让拥在校门外的孩子们进校,双方甚至为该如何认定一个孩子算是死在校内还是校外发生争执。
孩子出事就追究学校的责任,这种发生在悲愤之下的惯性指责,最终会带来什么恶果呢?我建议大家找来《三联生活周刊》的封面报道《拯救男孩》看看。由于学校害怕家长指责、不愿担责任,男孩子们淘气、富于生命力的天性正在校园中以保护的名义遭到禁锢、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