奴役别人、折磨别人、抢劫别人的财物、歧视别人的出身，这些为什么是错的？这些当然是错的，没人争议。问题是，它们为什么是错的？
要回答这个问题，大多数人会诉诸宗教（因为上帝说它们是错的），或是哲学（因为关于权利的理论认为它们是错的），要不就是政治学（因为社会契 约这么说的）。2015年1月，我在新出版的《道德的弧度》（The Moral Arc）一书中指出，科学也可以提出自己的答案。我的道德出发点，是有灵性的生物的生存和繁荣。
所谓“生存”，是指生物求生的本能；所谓“繁荣”，是指拥有足够的安全、物资、住所和社会关系，从而维持身体和心理上的健康。而所谓“有灵 性”（sentient），是指一种生物具有情绪、感知、反应、意识，尤其是要具有感知环境和遭受痛苦的能力。我没有使用诸如工具、语言、推理或智力那样 的标准，而是更加深入地挖掘了我们在演化中形成的这颗大脑，探索了它更加基本的情感功能。
当然，我的观点是建立在扎实的科学研究之上的。
2012年，一组国际知名的认知和计算神经科学家、神经药理学家和神经解剖学家联合发表了《剑桥意识宣言》（Cambridge Declaration on consciousness）。宣言指出，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具有连续过渡的关系，而灵性正是两者最重要的共同特征。以情绪的神经通路为例，在演化中，它 们并不局限于大脑的高级皮层结构，较早形成的皮层下区域中也同样存在这些通路。
对人类和其他动物的这些区域做人工刺激，会出现结果相同的情绪反应。专注、决断、感觉环境和遭受痛苦的情绪反应，这些功能在进化之树的不同分枝上都存在着。单凭这一点，就该将人类和许多其他动物都纳入我们的道德关怀之内。
道德宇宙的弧线毕竟是倾向进步的。所谓“进步”，我指的是有灵性的生物个体的生存和繁荣。
之所以着重个体，因为个体才是生存者和繁荣者。承受痛苦和死亡的都是个体，而不是组织、部落、种族、性别、国家或其他集体。
是个体在感知、在感动、在应对、在爱憎、在感受、在痛苦，而不是人民、种族、性别或团体。
从古至今，凡是个体为集体的利益而牺牲的年代，压迫一定是最深重的、死的人一定是最多的。在那些年代，评价人的标准不是个人的品格，而是你的肤色、你的性别、是你和什么人共眠、是你归属于什么政治宗教团体、是我们这个物种用来区分敌我的一切显著特征。
在过去300年中，权利革命关注点几乎完全集中在个人的自由和自主上，不在集体上——是个人的权利，不是集体的权利。投票的是个人，不是性 别；要求平等待遇的是个人，不是种族。不仅如此，大多数权利都在保证个人不会因为身处某个集体而受到歧视，这些集体包括种族、信念、肤色、性别，现在还要 加上性取向和性别偏好。
一个个独立的生物个体在生物学和社会学中的作用，相当于一个个原子在物理学中的作用——都是自然的基本成分。这条灵性生物生存与繁荣的首要准则，依据的是生物学上的事实，自然选择和社会演化的主要对象都是生物个体，而非生物群体。
的确，我们是社会动物，但首先，我们是独立的个体，不应成为集体的附庸。
这股生存的动力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所以自由地伸张这一本性是一项自然的权利。我说它“自然”，是指它普遍适用、不可剥夺，因而并非仅仅取决 于某个文化或某个政府颁布的法律和习俗。因为是自然的权利，个人的自主就成为了判断某一个行为对错的标准：对于有灵性的生物个体，这个行为是增加了它的生 存与繁荣还是减少？奴役、折磨、抢劫和歧视，这些都降低了个体的生存和繁荣，因此是错的。
以上就是我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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