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移情中修通
Working Through in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Irma Brenman Pick
钱秭澍 译
在本文中，我想探讨我们日常工作中分析师与被分析者之间发生的复杂互动。比昂曾简明扼要地说道，当两个人在一起时，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他们都会制造出某种关系。这同样适用于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所有相遇。
斯特雷奇（1934）在其经典的文章中说道：真正的移情诠释是分析师最害怕、最想要回避的。随后他又说，得到移情诠释后，患者会有这样的体验——他向分析师表达了险恶的冲动，而分析师不带焦虑或恐惧地诠释了它们。斯特雷奇清楚地表明：彻底的或深层的移情体验会令分析师不安，它们是分析师最害怕，最想要回避的。他也说道，必须以镇定的方式把诠释传达给患者。我想在此讨论的方面就是这个模糊不清的问题，这就像走钢丝，一边是体验到扰动，另一边是回以诠释且不传达不安和焦虑。
对反移情的早期观点认为它是某种无关紧要的非必需物。然而，海曼（Heimann, 1950）提出，利用反移情是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她区分了作为工具的反移情和病理性的反移情反应。虽然精神分析必须努力区分这两者，但是，我想展示临床现实中有着怎样的困难。因为这样绝对的区分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在此方向上达到相对的区辨。
曼尼-凯尔（1956）极大提升了我们对这个议题的理解。他指出，分析师对患者投射物的体验与他自身对该材料的内部反应之间可能存在相当紧密的关联。例如，他呈现了一例分析中的困难时期——患者把不胜任的自体投射进分析师，这与分析师自身因不能足够快速地理解材料而产生的职业不胜任感混杂在一起。这些议题必须被梳理清楚。
曼尼-凯尔从更为常见的表现形式出发，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说：
如果分析师确实被扰动了[这里暗示着分析师不可避免会被扰动，扰动的意思是被影响]，那么，有可能患者无意识地促成了这种结果，他也反过来因此受到了扰动。因此，我们有三个因素要考虑：首先是分析师的情感扰动，他或许必须无声地在内部处理这些，然后让自己足够脱离其中，来理解其它两个因素；其次是患者在引发这种情况中起到的作用，最后是患者受到的影响。当然，分析师可能会在大概几秒内理清所有这三个因素，此时反移情便真正发挥着精妙的接受装置的功能（p. 361）。
确实，要想纳入患者的体验，我们就不可能不产生体验。如果有种先天倾向是嘴寻求乳房，那么我认为，也会存在一种心理的等价物，即一个心理状态寻求另一个心理状态。
儿童或患者的投射性认同这类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引发反应。当一个活生生的客体被投射进某种东西时，它内在发生的第一件事便是产生反应。分析师可能很快处理了这一点，以至于没有觉察到，但这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相遇是一种互动，如果它真的被处理得如此之快，我们可能必须要问：是否其实，更深层的体验被回避了？
一位患者曾报告说，她出生后，有人建议她母亲把她18个月大的哥哥送走，送到比较远的亲戚家，这样就有足够的自由来充分照顾新生儿了。6个星期后，男孩回家时，母亲惊恐地发现，他认不出父母了。于是，她母亲说道“绝不能把他们分开”。
我为这个隐喻以及它与精神分析实践之间的关系感到震惊。我认为，弗洛伊德把分析师比喻成镜子或者手术医生，这其中暗含着同样的建议——为了恰当处理患者的无意识，分析师的情感应当被送得越远越好。这种态度确实导致了不承认某些必要的领域，也造成了一定的危险——当被分裂掉的情感回来时，会产生见诸行动的强烈风险，“绝不能把它分开”。我们无法设想被分裂掉的情感不会回来，因为这与我们所秉持的心理生活的理论截然相反。
除非我们认为精神分析功能发生在自我的无冲突自主领域，否则我们就不仅要消化患者的投射，还要允许自己吸收自身的反应，让它们可以被仔细观察。分析师与患者一样渴望消除不适，沟通并分享体验。这是正常的人性反应。某种程度上，患者在寻求活现反应，分析师也有做出活现的冲动，这些会部分表达在诠释中。它们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隐含的纵容，用言语爱抚患者，到相当敌意、疏远或冰冷的反应（这似乎意味着剥夺患者所渴望的体验是无所谓的）。这就像是一种断言，认为分析所需的不过是部分客体式的机械化体验。
但是，诠释和给予诠释并不是对一系列词语的部分客体式选择，而是分析师一方整合的且具有创造性的行为。它包含了没有被言说的、某种程度上无意识的交流和沟通——关于那些被纳入了的东西，它们如何被纳入，以及那些未被纳入的东西的信息。
患者在接收诠释时，他“听到的”不仅是词语或者它们在意识层面的意义。有些患者实际上只听“心情”，似乎完全没有听到词语。约瑟夫（Joseph, 1975）曾生动地展现了我们可能被患者的言语误导，沟通交流时的心情和氛围可能更重要。患者可能说着同样的语调，以同样的方式听分析师的言语，他的感知却可能被他内在的结构和幻想大量主导着。不过，我相信克莱因在1952年的描述：“在幼小婴儿的心灵中，每个外部经历都与他的幻想交织在一起……每个幻想又都包含着某些真实经历的元素。只有通过深入分析移情情境，我们才能从现实和幻想的层面发现过去”（p. 437）。
患者必然也会有意识和无意识地把分析师作为一个现实的人，纳入分析师的某些观念。当说到母亲给婴儿乳头的时候，我们所考虑的不是简单的乳头与嘴之间的关系。我们意识到婴儿纳入了体验的投影。在真实的过程中总会多出一些东西。我们会看到这样的报告：“患者说……治疗师诠释道……”，但情况远比这更加复杂。要想回答治疗师在患者的内在世界里充当着什么角色，我们不仅要走进患者内在的偏执/分裂世界，而且，由于我们自身的有意识、无意识冲动与朝向患者的感受之间存在张力，我们也要具备一定的灵活性，以此容忍并修通这种张力。
精神分析的本质在于患者不断地投射进分析师。每个诠释的目标都是从偏执/分裂走向抑郁心位。不仅对患者而言是这样，对分析师也是如此，他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退行和修通。我认为，准确深入的诠释与肤浅的诠释之间的真正区别不在于处理哪个层面，而在于分析师给予诠释时在多大程度上修通了该过程。
一位患者，A，最近搬来伦敦。他之前在国外接受过分析。有次，他在会谈前几个小时遭遇了交通事故。他停着的车被撞了，受损惨重，他侥幸避免了严重受伤。他前来会谈时明显还处在有些惊吓的状态中，但他没有谈论惊恐，反而十分担忧的解释道发生了什么，他在撞车前和撞车后采取了怎样的正确步骤。他继续说，事故发生后不久，他的母亲（住在国外，与之前的分析师在同一个国家）碰巧打电话过来，当他告诉母亲这件事后，母亲回答道“要是我知道你会告诉我这么糟糕的消息，我就不会打电话给你了。我不想听”。患者说，幸亏有前任分析师，他知道了他需要理解母亲只能以这种方式反应，而且他已经接受了。但是，他对另一个司机非常愤怒，他战意熊熊地表示自己会追究对方的责任，必要的话就上法庭，他坚信对方必须赔偿损失。
我认为，这场事故和母亲的反应使他产生了即刻的震惊、恐惧和暴怒。患者十分生动地展现了自己的信念——他必须独自承担或者不在乎这些感受。他不仅相信母亲不愿意听到这个糟糕的消息，还相信分析师也不想听到糟糕的消息——有个母亲-分析师既不倾听也不分担他的痛苦。反之，他觉得自己被告知要去“理解”母亲或者听分析师的话，同时他又在深层愤怒地坚信母亲/分析师不会倾听他的痛苦。他遵照这种做法，让自己振作起来，表现得行事正确，变成了一个所谓的“善解人意”的人。他把承受痛苦带来的困扰替换成了做正确的事带来的胜任感，但他也让我们知道，无意识中他将一直怨恨到最后。
虽然他很快从脆弱的受害者转变成了足够残酷的加害者（有意识层面指向另一个司机，无意识层面指向目前和前任、现任分析师），但我还体验到另一种氛围，它让我相信更真诚的、创造性的关系存在发展的空间。在反移情中，我感到患者想让我承受的东西并不是过度的，虽然存在着一个不愿知晓的患者，但我或许可以相信，还有个患者跟我共享着想要知晓的愿望。
现在，让我们思考会谈中发生了什么。患者让我看到他能够胜任地处理自己的感受，不过，他也传达了一个愿望，希望有一位分析师/母亲会纳入他的恐惧和暴怒。我诠释了患者的渴望，想要有人能不放下电话，能纳入并理解这种意料之外的事故带来的感受。我据此猜测，患者也把一个更能理解他的母亲形象转移到了分析师身上。不过，我也认为这与分析师身上的某个部分形成了“配对”，这个部分或许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母性地对待”患者。如果我们没能纳入并思考我们内在的这类反应，我们要么会见诸行动，用真实的母爱满足患者（这可能体现为言语上的或其它方面的同情姿态），要么可能会十分害怕做出这种行为，于是我们就僵住了，无法触及患者想要被母性对待的愿望。
不过，我已经被引诱进了一种处境：要么欣赏患者敏锐、胜任的处理方式，要么流露出对此的谴责。我发现，我有种体验是自己超过了他的母亲、前任分析师和“胜任力”，想批判他们。我是那个要把他们都带上法庭的一方吗？接下来，我需要反思他的某些部分和内在客体关系，它们不愿去知晓，也被投射进了分析师。而且在我看来，它们也与分析师的某些部分“配对”了，这些部分或许不希望知晓人性的脆弱（最终是死亡），不管是在外部现实中，还是目前在会谈中感到被患者“折腾”。
然后，我需要让他看到，他认为通过给我描述这样糟糕的母亲/分析师形象，他可以说服我，让我相信我跟他们不一样，而且比他们好。不过，他也相信（这是他会谈开始时对待我的方式），这场意外事故以及他认为他给我造成的影响引发了恐惧，而我同样不想了解这些恐惧。
如果我们感到被分析式超我支配了，它不支持我们知晓这些内在的反复冲击，那么我们就像患者一样，处在胜任地“包裹好一切”的风险中。我们可能会见诸行动，例如对患者过度同情，以高傲或愤怒的态度把其他人带上法庭，或者对其他人过度同情，以高傲或愤怒的态度把患者带上法庭。
遇见并修通我们自身关于想要知晓和害怕知晓的体验（用比昂的术语来说，就是+K和-K），我认为这一过程能促使我们更深、更共情地触及患者的这些部分和内在客体关系。如果我们没能考虑到我们自身的冲突性反应的形成和发展，就可能活现那些我们本应当诠释的东西，也就是说，劫持所有好的特质，把所有邪恶投射进另一个“司机”。我们或许会表现得好像可以泰然自若地面对意外和人生的跌宕起伏。
通过把事故带上法庭，患者相信，胜任地排除掉激情并在表面上追求“纯粹的”真相是更加优越的。我们需要仔细检查这种信念。那些看似在寻求真相的行为实际上充满了仇恨。此处还有一种潜在的威胁：如果我做错一步，我的名字就可能被抹黑，就像他已经抹黑了另一个司机、他的母亲和前任分析师。我的体验让我相信，患者也在恐惧，如果他做错一步，他就会被带上法庭，受到无情的超我的审判。
我认为这给分析师提出了一个难题。如果我们把情感排除在外，我们是否也可能会排除掉能缓和恨的爱，从而允许所谓的寻求真相被仇恨支配？表面上的客观公正或许隐含着对爱和关心的谋杀。
比昂（1962）描述了遭受精神病性困扰的患者：“通过摧毁阿尔法功能，他们试图避免与活生生的客体[斜体是我的标注]有关的体验。这让人格只能与它自身中那些类似机械的方面建立联系，其它方面一概不行”。后面，他又说道：“调查研究涉及到生命本身的议题的科学家会发现自己正处在某种情境中，与患者所处的情境极为相似……面对着人类心理的复杂程度，分析师必须小心谨慎，即使他在遵照已经被接受的科学方法行事。与粗浅的审视相比，这样做的缺陷可能更接近于精神病性思维的缺陷。”
在这种双重领域工作时，我们会遇到的一个极大的困难是既要与我们自身的重要体验保持接触，又要对我们有巨大价值的技术保持忠诚。这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精神分析事业中的不可能性，也是其部分价值所在。我认为这个问题也适用于，例如，诠释还是反应这个众说纷纭的议题。这既是一个伪命题，又是真实存在的。但是，这个问题变得两极化了，似乎一方是全好的，而另一方是全坏的。假设某位患者带来了特别好或特别坏的消息，例如，新宝宝出生或家庭成员死亡。虽然这类事件可能激起复杂的议题，需要仔细分析，但是，患者在一开始想要的或许不是诠释，而是反应——分担愉悦或哀伤。这可能也是分析师凭直觉想要做的。除非我们可以在诠释中恰当地承认这一点，否则诠释本身要么会变成僵硬的拒绝，或者我们会放弃诠释，感觉不得不做出非诠释的行为，为了有“人情味”。这样的话，我们便没能帮助患者与分析师分享如下的体验：诠释本身不是个理想化的客体，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分析框架下进行抑郁心位的分享，而非僵化地反应或非诠释性地偏离。
后来有一次，这个迄今为止一直过度宽慰他人的患者在大选前一天前来会谈，愉快又兴奋地告诉我，保守党很可能会赢，他十分激动。随后浮现出来的是，他曾从我仔细的问询或先前对我的了解中探测到我大概是工党的支持者。我诠释道，我认为他带着大获全胜的兴奋感在等待着看我是否会一头脑热与他集中讨论他的反应或我的反应。
他联想到去探望生完新宝宝的表亲，以及他母亲生他的故事。（他没有意识到分娩与工党之间的联系。*）当她快要分娩时，她首先提出要把家里的衣物都洗了。
*译者注：分娩、辛劳（labour）与工党（Labour）在英文中是同一个单词。
患者不仅报告了过去的家庭逸事，也在移情中重新体验了他与内在母亲之间的这种关系。我在反移情上的难题是，要么我按照预期，否定我的“分娩/工党”痛处，对这种攻击做出愤怒的反应，要么我充当一个圣洁的母亲，无私地处理他的“脏衣物”，不顾及我的困扰。
但是，除此之外，我认为患者在把我当做母亲嘲弄着，他相信这位母亲最关心的是让她的双手保持干净。是否我过度执着于技术上的正确，因为我无法忍受作为失败者的糟糕感觉，而且当别人炫耀他/她的成功时（生了新宝宝的表亲？），我会满怀仇恨？
我认为，这位患者辛劳地接触着婴儿般的自体——当他感到被忽视、嫉妒或嫉羡时，当他觉得母亲/治疗师忙于照顾新宝宝时，当他觉得自己是不受欢迎的一方时，他有变得施虐的倾向，在面对这类重要的议题时，与年幼的儿童一样，他有意识和无意识地极度敏感于我们对他的困难的诠释方式。患者引发了一个非常深层的议题——母亲与孩子之间的竞争，哪“一方”最有能力处理好问题，这些都既可能激发分析师一方也可能激发患者一方的反应或过度防御。我们的职业任务就是仔细检查这些反应。我认为，我们在这个任务上的成功或失败程度不仅会反应在我们选择的话语中，也会反应在我们给予诠释时的语音语调和其它举止里，这包括了一整个连续谱——从不加掩饰的自以为正确的施虐，到承担患者抛给我们的残酷举动时表现出的圣洁无私的受虐或伪君子式的“耐心”。重点在于，我们必须处理感受，并思考它们，正如西格尔（1978）说的，没有反应并不意味着中立。
曼尼-凯尔在谈到分析功能时，不仅强调分析师一方升华后的好奇心，也强调分析师的修复功能和父性/母性功能。他认为，在诠释的投射阶段，分析师也在照顾一个自体的不成熟部分，它需要在施虐部分的手下得到保护。当我们呈现先给患者看，他感到被忽视时会变得施虐，或者他自身认同了忽视他的客体，没能留意到渴求着的婴儿式自体时，我认为，不管我们知道或不知道，这种诠释都会包含我们自身愿望的某种投射——希望在施虐部分的手下保护婴儿。在某种程度上，维持一丝不苟的设置是这种照顾的体现。
从发展的角度看，只有母亲感受到婴儿受到的伤害，想要保护他免受不必要的伤害，并帮助他承受痛苦，婴儿纳入并认同了这样的母亲后，他才能真诚地感受母亲受到的伤害并希望保护她免遭伤害。这种经历并非源自一个圣洁的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母亲，她知道自身想要摆脱麻烦问题的愿望。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试图说明，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患者不是单纯地把某些东西投射进分析师内部，他们非常善于把某些东西投射进分析师的特定方面中。例如，患者投射进分析师想要成为母亲的愿望中，或者，想要无所不知或否认令他不快的知识的愿望中，投射进分析师的本能施虐中，或投射进他对本能施虐的防御中。而且，尤其重要的是，他会投射进分析师的内疚中，或者分析师的内在客体中。
于是，患者会触发分析师的深层议题和焦虑，它们关乎被爱的需求，以及面对缺陷时产生的对灾难化后果的恐惧，也即原始迫害或超我焦虑。我会用上文那位患者的最后一个例子来展现这一点。
这个患者周五前来会谈，距离假期还有一周。他说他觉得自己生病了，不知道是什么病，跟他小女儿的症状一样。但是，他语气强烈地说道：“我下决心要来，即使你[分析师]可能传染上我的疾病”。
他明显为疾病和疾病带来的潜在威胁感到恐惧。在反移情中，我发现我在担心被传染，没办法处理下一周的工作，也就是说，染上他的症状。我诠释了他的恐惧，与他讨论了他的一部分希望我“感染上”这种恐惧的“症状”。
然后，他告诉我，他小女儿的学校之前举办了一天的游玩活动。他的妻子有工作安排，无法参加。他放弃会谈去了那里。他描述了看着孩子们时的愉快感。他们看到父母和亲戚，会停下表演喊“妈妈”等等。他为妻子缺席感到受伤和气愤：他觉得孤独，没有家庭支持，为此痛苦。我诠释了这种孤独，他希望我作为“家庭成员”也能在那里。我将此联系到了他对我的工作安排的愤怒上（我没有更改他的会谈时间），以及他对我的周末安排和假期安排的愤怒。
他承认了，然后记起他在公开讲座上看到过我，当时讲座的内容涉及精神分析被攻讦说没给患者提供足够的支持。他说他观察了我是如何应对的。
我感到被吹捧了，需要去思考这一点。我诠释说，我在被他吹捧，要去相信我处理这种指控处理得多么好，但实际上，我被观察着怎样在感到孤立无援、没有支持又被外在或内在的迫害者攻击时应对一切。
他说他在夜间醒来，害怕自己会死。之前有这种感觉时，他感受到了极度的惊恐。现在，这更像是一种可怕的、要去纳入的悲伤——有一天他就不在了。他有过一个梦。
梦中弗洛伊德在接受手术治疗肩部损伤。大家担心手术可能不会完全成功。当弗洛伊德试图抬起胳膊时，他做不到。一群人，包括患者，在努力以各种方式保护弗洛伊德，包括麻醉剂，让他免予承受痛苦。
患者告诉我：我，实际上弗洛伊德这位所有精神分析师的父亲，需要群体支持，其中一部分支持就是麻醉。虽然他说自己是支持弗洛伊德的群体成员之一，但他在会谈开始时说他需要我的帮助，即使这意味着没有保护我。
麻醉支持中存在着某种诱惑的、虚假的性质。我想到弗洛伊德经历的手术，不是为了治疗肩部损伤，而是治疗抽雪茄造成的癌症。我的患者在那次会议上看到我在抽烟。我感到自己强烈地想要回避这个问题。
我指出，他似乎想要保护我，让我不至于面对这个问题，好像这个问题会让我肩负太多压力。他承认了这一点，然后说，在梦中，损伤似乎是癌症导致的。他说到了年迈的父亲，以及他对父亲死亡的恐惧。此刻，他把问题放到了年迈的父亲身上，从而保护了我。
我们可以说，患者把他自身的某些部分和他的内在客体投射进了分析师内部，实际上他确实这么做了。他呈现了两种模型：一种是应对得无可挑剔，另一种是崩溃。在这样的投射过程中，他影响了我。在会谈中，我发现我被诱导得产生了两个方向的体验（“我棒极了”或“我糟糕透了”）。我必须提醒自己，我哪种都不是。一方面，我确实分担了或者被传染了孩童的症状——理想化或迫害恐惧，这让抑郁心位的母亲迷失其中。这些内容必须被利用起来，从而帮助我和患者意识到：当用这些压力，包括内疚（把它们都放到弗洛伊德的肩上），来攻击母亲或父亲的时候，孩童被保护、被照顾的需要迷失了。另一方面，患者投射了对于无能父母的焦虑，以及战胜无能父母后的得意感。他也害怕分析师会战胜无法应对生病感或被抛弃感的患者。
我认为，有证据表明患者发生了变化：原先发生事故后，他无可挑剔地应对着（正如他之前报告的那样），此时，在他对无法应对的焦虑中，出现了某些更有希望的感受（更多的悲伤感，而不是被惊恐淹没）。虽然患者对不在场的父母或父母内在缺少的某些东西感到痛苦和暴怒，但现在，这种情况被乐于承认父母好的方面和分析式支持的孩童部分中断了。要表现得无可挑剔的需求让步给了更自然地互动的可能性。
当我们处理十分严重的患者时，我试图阐释的议题会变得更困难。我想到的是那些对分析师来说看起来无动于衷的患者。我想简要讨论一下我在某位患者严重崩溃期间和之后做的分析。
这是一位住院患者，我在医院给她提供了持续两年的分析。在整个过程中，我都不确定这么做是否明智。如果继续分析，就可能滋养、增强患者身上专横、自恋的那些部分。如果结束，又可能让患者深陷于极度的怨愤——患者害怕充满杀意的内部形象会摧毁自己，这给她带来了无法承受的恐惧。她感到自己被抛弃了，被暴露在这样的恐惧中，因而怨愤难平。
这样的患者一部分沉溺在无动于衷的状态中，这个部分是心存报复的、剥削压榨的，另一个部分有着真实的缺陷，需要被帮助和支持。在治疗他们时，我们会面对一种真实存在的应对难题：我们要处理无助感和被报复剥削的部分支配的感受，与此同时又要保持与另一个部分的接触。这个情境如此无法应对的事实就证明了患者内在的困境有多难应对。有意思的是，对于在这种情境下怎样的技术是“正确”的，分析师们众说纷纭。有些分析师推荐一周七天都见住院患者，而其他人则同样强烈地认为分析师不应离开咨询室。
但是，我想在本文中关注的地方在于，我认为，这个问题同样涉及到应对个人感受时所作出的巨大努力。即使在分析如此病重的患者时，我相信我们也要仔细研究如何处理自身的感受。
患者病得很重。有段时间她参加会谈（在医院里）时做着做作的感官活动，用假装性交的姿态自慰着。除了引人注目的性愿望和恐惧，她似乎也在攻击我的工作，并且生动地表演出了她对父母和分析师的体验——当父母和分析师不在的时候，当我做诠释工作的时候，她感到他们和我在从事某种精神上的性交，摒弃了对她的关心。我认为，她传达出了她对父母和分析师的强烈的愤世嫉俗。她相信，诠释是一种在父母或分析师的精神中发生的性交，是为了让婴儿感到震惊、孤立和隔绝。通过这种方式，她传达了她对分析的恨，对性交的恐惧。她继续做着越来越怪异的联想，见诸行动，我认为，这是一种发生在她精神中的性交，为了让我感到震惊、孤立和隔绝。同时，我也感到巨大的压力，不能把她丢在这样的困境中。她会谈结束后拒绝离开医院的咨询室，或者，我发现她会谈开始时不在躺椅上，而是睡在咨询室里的床上，又或者，她会缺席会谈，但是，她又维持着某种连接，虽然这种连接是微弱的，例如，刚好在会谈结束的时间点出现在咨询室门口。
她变得越来越退缩，最终近乎发展成了紧张症。她达到了一种几近彻底的个人忽视。她缄默静止地坐着，身上每个孔洞都在流液，由于她甚至无法或者不愿清清鼻子或嗓子，她唯一的动作就是反射性的窒息——一种生与死的议题。她浑身脏乱、难闻，面庞鼓涨，双目浮肿，她的嘴唇感染化脓。这是一种灾难性崩溃的强烈身心表达，有力地证明了如下关系的存在：一方睡着了，一点不担心，也不关注她的想法，而另一方醒着，忧虑且孤独，没人分享自己的担忧。她在医院，独自身处于她那悲剧般孤独的困境中，我也孤身一人，除了带着我的反移情走下去，身边再无它物。投射性认同是如此强烈。
有些时候，我觉得我像一个母亲，看着正在死去的孩子，面对着无望的困境；又有些时候，我就像一个孩子，看着被摧毁的乳房/母亲，这又是一种无望的困境。除此之外，我发现我在两种感受间交替，一种是内疚和责任感，另一种是觉得患者应该为她自身和我的工作遭到的破坏负责；我要么觉得自己是一个不称职的分析师/母亲，要么感到如果我靠这样的人喂给我信息，会造成多大的混乱！如果这不是我的个人困境，那么这似乎生动地表演出了婴儿和母亲曾身处的混乱。似乎有个孩子不能表达淤积的感受，反而在暴怒和仇恨中快要窒息而亡，母亲面对着这样的孩子倍感无望，或者，孩子在面对着一个无动于衷的、被摧毁的空乳房。假如我的患者是这个垂死的孩子或被摧毁的乳房，那么看起来没人能干预，也不能思考乳房是否承受着始终贪婪的、全能控制的、自恋的婴儿造成的痛苦，或者婴儿是否承受着她所察觉到的母亲的无望状态造成的痛苦。
在我看来，这一系列问题在婴儿内部造成了严重的混淆：她之所以遭受痛苦，是因为父母恨意的折磨，她希望摆脱他们，还是因为她对父母感到内疚，却又持续依附认同着一个无动于衷的客体，又或者是因为她认为父母和分析师身上存在无动于衷的部分，用报复的力量虐待和剥削着她能够得到的照料，并为这种无尽的残忍感到兴奋。每当她即将真实地体验到内疚和心理痛苦，她就会撤回到她的“疯狂的世界”中。
大概两年后，她开始徘徊在部分康复和重归疯狂的风险之间，处在进行接触和隔绝自身的中间地段。例如，她让我相信存在亲密，然后又告诉我这是一种极度的隔绝。她告诉过我一个梦，梦中她与一个男孩在一起，靠得很近，但随后纠正说他们穿着衣服。后来，她在某个周五告诉我另一个梦，梦中她理了一个锅盖头，有个男孩跟着她，又是一样的主题，她会是麻木愚钝的“布丁脑袋”吗**，或者她会迈入心理性欲生活中吗？
**译者注：锅盖头的英文直译是“布丁碗发型”，英文“布丁脑袋”的含义近似中文的“榆木脑袋”。
她的联想重述了这些议题。她想起了Z，她之前所在的医院里的另一位患者，他有多么无可救药。“X说他自己就是个傻大个。他坚决不挪动屁股，除了吃和睡，什么都不做。X说，他吃的食量可以喂养比亚法拉共里五个挨饿的孩子。X厌恶这种贪婪的人。”停顿。“我今天和A（一个精神缺陷的孩子）一起玩了。她被妈妈骂了。有段时间她就那样躺着，什么都不干，也谁都不理。后来我成功地提起了她的兴趣。我们玩了娃娃屋，用门来捉迷藏。我从另一边向她挥手，告诉她我在那里。门开开关关，找到人，非常有意思。当A跟妈妈回家时，她亲了我，跟我说再见。她对我的认可和感谢，让我觉得意义非凡。”
我们发现了与她自身某些部分和内在客体有关的众多议题，都有待分析。我们看到，她厌恶自身的某些部分，这些部分是贪婪的、全能控制的，除了将自己塞满仇恨和积怨，其它什么都不做；我们也要承认，她同样如此看待着她的内在客体和周末时无动于衷的分析师——当我可以轻易地喂养挨饿的孩子时，我却给自己塞满了大量的沉迷时间。还有一个脆弱的孩童在努力探索在一起和分开的议题，就像A一样。患者也在跟我玩，为我在努力接触她时所做的微不足道的、心理有缺陷的努力而俯视、嘲笑我。她又明显想要我承认她对我来说是有意义的，也觉得我想要她承认我对她来说是有意义的。她探索了更具爱意的分离的可能性，又秘密地嘲笑它。
在所有这些之下，是一种张力——每当她感受到她和我的脆弱之处，她就会残酷又迅速地“吻别”“告别之吻”中充满爱意的方面，重回她的疯狂的世界。
我认为，我需要仔细考察很多内容。首先，我是否掩盖了自己的感受——厌恶医院中的那个无动于衷的傻大个？然后，她挥霍掉了我太多时间，这些时间本可以用来分析其他人（五个比亚法拉的孩子），我不能确定继续纵容她是否正确，这给我带来了道德冲突，那么，我对此的感受是什么？最后，我此刻是否对她试图康复的努力无动于衷，还是被其影响，因此对她能够这么轻易“吻别”感到脆弱?
当分析进展顺利时，分析师得到了某些奢侈的联系和距离。在这个案例中，患者所处的困境的强烈程度以及她把它强加给我的能力，把我放在了被管控的、无法运作的位置上。就像母亲被孩子压垮了一样，我急切地需要一个“父亲”来提供支持，例如医院、同事，等等。
作为分析师，我需要修通自己作为一个被压垮了的母亲的体验：与婴儿的互动可能让我崩解；对于无动于衷的傻大个，我感到憎恨，对于缺陷的那些部分，我又怀揣爱意，而父亲的支持能让我有力量把这两种感受放在一起。在我看来，这让我可以帮助患者，让她感受到这些彼此矛盾的强烈感受可以被忍受，于是，我便可以开始帮她面对各种议题——她身上的不同部分，以及她对内在客体的认同。她已经能够从之前的紧张症状态走向可能整合的开端。现在，我们的分析在咨询室中继续着。
虽然这个患者给我们的实际管理施加了严重的问题，但我想说的是，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任何分析都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若不是这样，修通就会是个平稳的、从不被扰动的过程，但对患者来说，这是不可能的，我强调的重点在于，对分析师来说，这同样不可能。
我努力表明，分析师的体验是强有力的。我提出，面对患者的破坏性，以及他为了接触我们而做出的痛苦的努力，如果我们不被它们影响，那么，这并不代表中立，而是虚伪或无动于衷。分析师如何允许自己拥有这些体验，消化它们，构思它们，并用诠释沟通它们？这些都是我在本文中讨论到的议题。
总结
本文试图进一步发展斯特雷奇的经典文献“精神分析疗效的性质”。斯特雷奇指出，彻底的或深度的移情体验会给分析师带来扰动，这是分析师最害怕、最想避免的。他也强调，必须以一种镇定的方式给予诠释。本文试图讨论如何处理这些强烈的反移情体验，同时保持诠释的分析式技术。文中的临床案例试图展现分析师内在的转化过程或修通过程的某些方面，也展现了患者会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注意到分析师是否回避或接触了这些议题。
如果认为分析师不会被这些体验影响，那么这种观点既是错误的，也会让患者觉得自己的困境、痛苦和行为被分析师情感忽略了。文章提出，如果我们把情感排除出去，我们也可能排除掉了能缓和恨的爱，允许所谓的寻求真相被仇恨支配。表面上的客观公正或许隐含着对爱和关心的谋杀。本文研究的议题是，分析师如何允许自己拥有体验，并把它们修通、转化成有用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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