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移情中修通
Working Through in the Countertransference
Irma Brenman Pick
钱秭澍 译
在本文中,我想探讨我们日常工作中分析师与被分析者之间发生的复杂互动。比昂曾简明扼要地说道,当两个人在一起时,不管他们愿不愿意,他们都会制造出某种关系。这同样适用于包括精神分析在内的所有相遇。
斯特雷奇(1934)在其经典的文章中说道:真正的移情诠释是分析师最害怕、最想要回避的。随后他又说,得到移情诠释后,患者会有这样的体验——他向分析师表达了险恶的冲动,而分析师不带焦虑或恐惧地诠释了它们。斯特雷奇清楚地表明:彻底的或深层的移情体验会令分析师不安,它们是分析师最害怕,最想要回避的。他也说道,必须以镇定的方式把诠释传达给患者。我想在此讨论的方面就是这个模糊不清的问题,这就像走钢丝,一边是体验到扰动,另一边是回以诠释且不传达不安和焦虑。
对反移情的早期观点认为它是某种无关紧要的非必需物。然而,海曼(Heimann, 1950)提出,利用反移情是精神分析的一个重要工具。她区分了作为工具的反移情和病理性的反移情反应。虽然精神分析必须努力区分这两者,但是,我想展示临床现实中有着怎样的困难。因为这样绝对的区分是不存在的,我们只能在此方向上达到相对的区辨。
曼尼-凯尔(1956)极大提升了我们对这个议题的理解。他指出,分析师对患者投射物的体验与他自身对该材料的内部反应之间可能存在相当紧密的关联。例如,他呈现了一例分析中的困难时期——患者把不胜任的自体投射进分析师,这与分析师自身因不能足够快速地理解材料而产生的职业不胜任感混杂在一起。这些议题必须被梳理清楚。
曼尼-凯尔从更为常见的表现形式出发,探讨了这个问题。他说:
如果分析师确实被扰动了[这里暗示着分析师不可避免会被扰动,扰动的意思是被影响],那么,有可能患者无意识地促成了这种结果,他也反过来因此受到了扰动。因此,我们有三个因素要考虑:首先是分析师的情感扰动,他或许必须无声地在内部处理这些,然后让自己足够脱离其中,来理解其它两个因素;其次是患者在引发这种情况中起到的作用,最后是患者受到的影响。当然,分析师可能会在大概几秒内理清所有这三个因素,此时反移情便真正发挥着精妙的接受装置的功能(p. 361)。
确实,要想纳入患者的体验,我们就不可能不产生体验。如果有种先天倾向是嘴寻求乳房,那么我认为,也会存在一种心理的等价物,即一个心理状态寻求另一个心理状态。
儿童或患者的投射性认同这类举措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引发反应。当一个活生生的客体被投射进某种东西时,它内在发生的第一件事便是产生反应。分析师可能很快处理了这一点,以至于没有觉察到,但这是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相遇是一种互动,如果它真的被处理得如此之快,我们可能必须要问:是否其实,更深层的体验被回避了?
一位患者曾报告说,她出生后,有人建议她母亲把她18个月大的哥哥送走,送到比较远的亲戚家,这样就有足够的自由来充分照顾新生儿了。6个星期后,男孩回家时,母亲惊恐地发现,他认不出父母了。于是,她母亲说道“绝不能把他们分开”。
我为这个隐喻以及它与精神分析实践之间的关系感到震惊。我认为,弗洛伊德把分析师比喻成镜子或者手术医生,这其中暗含着同样的建议——为了恰当处理患者的无意识,分析师的情感应当被送得越远越好。这种态度确实导致了不承认某些必要的领域,也造成了一定的危险——当被分裂掉的情感回来时,会产生见诸行动的强烈风险,“绝不能把它分开”。我们无法设想被分裂掉的情感不会回来,因为这与我们所秉持的心理生活的理论截然相反。
自我的无冲突自主领域,否则我们就不仅要消化患者的投射,还要允许自己吸收自身的反应,让它们可以被仔细观察。分析师与患者一样渴望消除不适,沟通并分享体验。这是正常的人性反应。某种程度上,患者在寻求活现反应,分析师也有做出活现的冲动,这些会部分表达在诠释中。它们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从隐含的纵容,用言语爱抚患者,到相当敌意、疏远或冰冷的反应(这似乎意味着剥夺患者所渴望的体验是无所谓的)。这就像是一种断言,认为分析所需的不过是部分客体式的机械化体验。
除非我们认为精神分析功能发生在但是,诠释和给予诠释并不是对一系列词语的部分客体式选择,而是分析师一方整合的且具有创造性的行为。它包含了没有被言说的、某种程度上无意识的交流和沟通——关于那些被纳入了的东西,它们如何被纳入,以及那些未被纳入的东西的信息。
婴儿的心灵中,每个外部经历都与他的幻想交织在一起……每个幻想又都包含着某些真实经历的元素。只有通过深入分析移情情境,我们才能从现实和幻想的层面发现过去”(p. 437)。
患者在接收诠释时,他“听到的”不仅是词语或者它们在意识层面的意义。有些患者实际上只听“心情”,似乎完全没有听到词语。约瑟夫(Joseph, 1975)曾生动地展现了我们可能被患者的言语误导,沟通交流时的心情和氛围可能更重要。患者可能说着同样的语调,以同样的方式听分析师的言语,他的感知却可能被他内在的结构和幻想大量主导着。不过,我相信克莱因在1952年的描述:“在幼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