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张英
2003年，桃姐突然中风，半身不遂，无法继续做家务。从医院回来后，她向李恩霖提出，要搬到老人院去住。考虑自己因为拍电影，经常不在香港，无法照顾桃姐，李恩霖把她送到了老人院。
“桃姐对家务的要求极高，如果我找工人照顾她，是达不到她的要求的。我也不懂得怎么照顾她，即使给她洗衣做饭，她也不会接受，她性格要强，也不习惯给别人服侍，她会觉得自己没用，心里不舒服。”
去老人院前一天，李恩霖和桃姐挑选要带去的衣物。桃姐的房间，是用阳台改成的。一张狭小的单人床铺，房间靠墙的上方挂着一排大木柜，里面放着缝纫机、保温饭盒和不再使用的器具，下面镶嵌着一台洗衣机，床铺对面的窗下放着两个大樟木箱，占了房间三分之一的空间。
箱子是李恩霖母亲当年的嫁妆。在打开的木箱里，他惊讶地发现了他和妹妹童年时的手工玩具、衣服、尿布，桃姐背他上街闲逛时的背带，给他和妹妹缝制的红色棉袄，他在幼稚园时穿的老鼠戏服，小学时的保温饭盒……
“我父母移民到美国后，箱子一直摆在桃姐的房间，我一直不知道桃姐箱子里装了什么东西，这时候我发现她珍藏着我的人生记忆和成长片段……”桃姐摸摸这儿，摸摸那儿，什么也舍不得丢。
自幼饮食起居受桃姐照顾，李恩霖和桃姐感情深厚。由于母亲对他和妹妹期望高，管教严厉，他对母亲敬畏有加，不如和桃姐在一起自然、放松。“我们是主仆关系，不如母子关系那样复杂，少了期望和冲突，在一起时反而轻松愉快。”
《桃姐》里的一幕，曾经是他真实生活写照：母亲从美国回香港，在家和他一起。夜深人静，他在客厅看电视，母亲在卧室看书，嫌声音太大，他关掉电视看报纸，母亲仍然嫌他声音太响。
在老人院的三年里，桃姐的健康每况愈下。中风是老年人的常见病。经过治疗后，桃姐病情一度好转，结果不久后再度中风，不仅行动不便，言语表达也出现障碍。
“让我好好实习，将来也细心照顾她。事实上，桃姐经历的病痛，也让我更关注母亲的健康。”
不管工作多忙，李恩霖只要在香港，都会每周去老人院探望桃姐。每次他一进老人院的大门，熟悉了他的老人都会叫：“你干儿子来看你了。”去老人院的次数多了，他也从护工那里，学会了照顾桃姐，推轮椅陪她上街，喂她吃饭。
照顾了一辈子别人，桃姐很不习惯李恩霖给他喂饭。在李家几十年，她从不上桌吃饭，总是一个人躲在厨房吃饭。偶尔和李恩霖外出用餐，她既尴尬又紧张，直到她中风后，桃姐才肯接受李恩霖喂她吃饭。
2006年，桃姐去世。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信仰缓解了她身体上的病痛。
李恩霖一家人信奉基督教，李恩霖小时候经常和母亲周末一起去教会参加礼拜。桃姐因为自卑——不认识字，不能读圣经唱赞美诗，一直拒绝和他们去教堂。直到她后来心脏病发作，在李恩霖母亲的鼓励下，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她住在老人院时，我曾带牧师和教友一起去探望她，在精神上给她很大安慰；她最后居住的老人院，也是香港基督教团体开办的，使得她能够继续参加礼拜和祷告。”
桃姐去世后，李恩霖保留了桃姐房间的摆设。柜子、箱子里的一件件物品，让他想起它负载的人生记忆，他把那些曾经遗忘掉的记忆，写在了笔记本上，后来又写成了电影剧本，找到了许鞍华。
许鞍华：“桃姐身上有忠义”
看完《桃姐》的剧本，许鞍华想哭。
答应接《桃姐》，原因在于许鞍华“既是李恩霖也是桃姐”。她经常外出拍电影，把母亲留在家里，靠女佣照顾母亲。“她年纪已经很大了，我不在的日子，她一定很孤独。”
许鞍华七八岁时，家里来了一个佣人。她梳辫子、穿白衣黑裤，来自广东顺德，跟她在李恩霖家相册上看到的年轻时的桃姐打扮很相似。“她在我家做了十五年，从我弟弟出生一直到读中学，她一直带我弟弟。”
和桃姐不同的是，许鞍华家的佣人烧菜手艺一般，干活也不是很干净，马马虎虎，但人特别好，重感情。许鞍华上大学时，许鞍华母亲因为有些方面不满意，辞掉了她。这个女佣后来去别人家打工。每年春节，她都到许鞍华家拜年，还带贵重的礼物，给许鞍华弟弟买名牌钢笔。
香港的中产阶级家庭，家里都有帮佣。1940年代至1950年代，大批广东女佣进入香港谋生。大约在1970年代前后，香港工业飞速发展，因工厂薪水高，大批女佣辞职，进入工厂工作。
此时内地正处于“文革”时期，国门关闭，香港政府只能从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引进女佣。从此，像桃姐那样的传统女佣开始消失，李恩霖和桃姐的故事也渐渐绝版，菲律宾女佣逐渐取代内地女佣，成为服务香港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力。
后来，许鞍华父亲去世时，女佣还来帮忙料理后事。因为怕许鞍华的母亲孤单，她常来许家，陪许鞍华母亲去寺庙烧香。直到自己也进了老人院，九年前因病去世。
许鞍华现在家里的女佣，基本上是几年一换。今天的香港，佣人都是从中介所找的，先签完备的法律合同，谈好工资待遇，每周休假一天，加班支付双薪。有时候，双方发生了冲突，往往按照合同上法院解决。
“《桃姐》和李家是一个好的案例，那时没有法律制度保障她们的权利，万一李家对她不好，等她很老的时候把她赶走不养她，那她的结果一定很惨。现在有法律制度，都是白纸黑字的合同，讲钱讲权利，给多少钱做多少事，很少讲责任、义务，没有桃姐和李家那样好的情谊了。”许鞍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拍《桃姐》，是希望探讨过去女佣和今天菲佣的不同，探讨人际关系的变化。今天的香港，越来越繁华，但桃姐时代的道德伦理观，已经逐渐消失了。
“桃姐不认识字，但她身上有忠义。我们都是从武侠小说、戏曲故事里头了解到的。徐枫对我说过，她的教育不是在书本，也不是在学校，而是演那些古装戏和武打片，自己变成侠女的，香港的黑道白道，以前都拜关帝，讲什么忠孝信义，这个传统现在都没有了。”
许鞍华和母亲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在为《桃姐》选拍摄地时，许鞍华装着给亲戚找床位，去了二三十家养老院。她发现香港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很严重，基本上每条街道都有两到三个养老院。私立的养老院，贵的每月费用上万，然后是五千到七千的，再往下是每月四千块左右的。
“政府公办的老人院目前只招收那些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像桃姐这样病症不太严重、时好时坏的病人往往只能进入私人和民间团体办的老人院，生活条件和居住条件都不太好。”
几十年来香港的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很多家庭迫于压力，不愿意要小孩，老龄化问题严重。尽管在老年人身上，香港政府投入的财力越来越大，也不断从内地招聘人手，但为老年人服务的体系还是不够理想。经常有老人无人看管，溜出门在大街上犯了病；或者找不到自己住的老人院，需要出动警察和社会力量寻找。此外，老年人的活动空间还是偏少。
《桃姐》给了许鞍华一个机会，她把看到的老年人问题放在了电影里。
拍《桃姐》的养老院，属于中档标准，里面住着许多像桃姐这样社会底层的老人。
虽然许鞍华走访的大多数养老院生活环境一般，但她看到的那些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却让她出乎意料。那些养老院里的老人，护工让他们张嘴吃饭，他们就张嘴；让他们洗脚，他们就伸出腿来；没事就坐着打牌，或者看街头风景和路边走过的行人，活得很自然。
这样的人生态度让许鞍华很感动：“没有人家说的那种惨，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受屈辱，老觉得需要人家怜悯。他们介乎不高兴跟高兴之间。”
拍戏第一天晚上，救护车来了两次养老院，拉走了两位老人。这边抬走人，那边大家面无表情地打牌、喝茶。类似的事，他们已司空见惯。
《桃姐》的大部分镜头，采取的都是实景拍摄，除了主要演员是职业演员，表演的场景和大部分画面上的老人，都是拍摄地养老院里的老人。这种纪录片式的拍摄，加上摄影师余力为大量采用远景和长镜头，让电影有很强的真实感。
桃姐刚去养老院，许鞍华没喊拍，余力为就开机了，叶德娴坐的车停在养老院门口，秦海璐搀扶着她进门，结果养老院里坐着的老人们见到来了新院友，都站起来围观，一个老人还跑出来，冲到了摄影机前面站着看叶德娴。
“当时，我们一个工作人员想叫他走开，旁边的摄影师马上把他的嘴捂上了，接下来大厅内的几个职业演员，没人告诉他开演了，他们自己就决定开演了。”许鞍华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电影拍完，许鞍华改变了对养老院的看法：“我现在是顺其自然，如果有需要，也不要硬撑着，就去老人院了，不要怕接受他人的帮助。”
叶德娴：“桃姐跟我很像”
叶德娴没料到自己能当影后。
电影筹备时，李恩霖给许鞍华推荐叶德娴。当时许鞍华有点担心：叶德娴那时62岁，和桃姐相差十几岁，已经近十年没演过电影。
“我一定要演好这个角色。”叶德娴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自己为这部片子做了许多功课，跑到李恩霖家看美孚新邨桃姐的房间。“我很难过，她的房间太小了，吊柜和箱子里摆了那么多杂物，我没有想到，一个睡觉的房间，为什么会放一部洗衣机呢？”
她把桃姐去过的茶餐厅、公园都摸得一清二楚。她还去菜市场买菜，菜贩一直招呼她，没认出她来。后来，李恩霖的家也成了《桃姐》里刘德华的家，桃姐的小屋除了减掉一个樟木箱，其他物品都保留原样。
桃姐的形象渐渐生动了起来：“桃姐跟我很像，她买蒜头会一个个挑来挑去，她买鱼不会只买便宜的，一定要买最新鲜的，她买最好的酱油烧菜给主人吃。”
桃姐让叶德娴想起自家的一个女佣。她13岁时，家里来了一个12岁的女童，帮佣干杂活，一个月赚5块钱。因为这个记忆，后来电影里有了桃姐回忆自己第一个月赚5块工资的细节。
晚上，叶德娴和妹妹玩玻璃球游戏时，小女佣会去帮她们买粥，在一旁不停地给她们水喝，或是递上甜品。因为年纪太小，不知道怎么干活，经常被年纪大的工人欺负，躲在墙角哭。半年后，她被香港的亲戚带走了。
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去了养老院，还是让叶德娴触目惊心：“大部分老人院都是群居，一间房住了六个人，每人只有一张床，衣服都堆在床上；就是单间，也只多一个桌子和椅子，洗脸洗澡和上厕所，都是公共集体的，没有阳光不说，空气流通不畅，都是臭味。大家生活习惯不同，你想通风开窗户，有人反对说太冷；你想听收音机，有人要睡觉。”
叶德娴家不远，住着一位老女佣，头发花白，穿的衣服，梳的辫子，跟李恩霖家的桃姐很像。“自从接了这部戏，我就跟着她，她穿的衣服袖子、裤子都不是很长，因为他们要干家务活，都是挽到胳膊关节处，一只手拎着菜篮，着力不均，倾斜着腰，慢慢地走路。”
桃姐中风瘫痪则来自叶德娴自身经验。12年前，叶德娴在日本，臀部的坐骨神经出现问题，腿不能沾地，一走路就疼，完全靠拐杖支撑。
“突然之间不能动了，一动就疼，我就问自己：是不是死了？后来离不开拐杖了，我想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我接受命运安排的时候，奇迹出现了，一个神医帮我医好了，我又可以像正常人那样走路了。”
在养老院里，叶德娴天天盼着刘德华去看望她。“华仔第一次去看桃姐，那时候她没有梳头穿着睡衣，后来她发现华仔来看她，就会穿衣装扮下自己，心情由低落变得开心，人生态度也乐观起来。”
在香港，许多看完《桃姐》的观众，回家后找自己的长辈和老人谈心，他们开始理解那些在日常生活里被他们忽视的老人们。这令叶德娴很欣慰。但她并不指望自己的儿女会找到她沟通。
许多年前，叶德娴离婚后，女儿跟妹妹去了加拿大，她和儿子在香港生活。后来儿子去美国读书后，叶德娴留在了香港。遥远的时空分割，导致她和儿女们感情冷淡，仅仅只是在新年保持电话沟通。
“所以，电影还是电影，真实永远无法成为电影。”叶德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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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姐》是一部有“使命感”的电影，讨论的是香港老年人问题，2011年9月在威尼斯电影节拿下最佳女主角，而后在台湾电影金马奖上包揽多项大奖，也是即将揭晓的香港电影金像奖大热电影。
李恩霖：桃姐的木箱子
“我从婴儿开始，由桃姐照顾，后来换我照顾她，就像人生循环。”李恩霖是嘉禾电影公司的制片人。在电影《桃姐》里，作为编剧和制片人，他讲的是自己的故事。
桃姐原是李恩霖母亲家的女佣。她自小家贫，父母把她送人抚养，养父又遭遇不幸被杀，养母在她13岁时把她托付给李恩霖的外祖母。在李恩霖母亲结婚的时侯，她也一起从澳门到了香港的李家。
桃姐和李恩霖母亲同岁，感情深厚。半个世纪里，她兢兢业业、勤勤恳恳，把李家当成自己家，谢绝了别人家的高薪邀请，没有离开过。
李恩霖和妹妹出生后，桃姐又承担起照顾他和妹妹的责任。
1980年代，李恩霖父母和妹妹移民去了美国，家里就剩下他和桃姐，除了他赴美求学、工作的十几年外，桃姐一直是他生活的一部分。
“桃姐对家务的要求极高，如果我找工人照顾她，是达不到她的要求的。我也不懂得怎么照顾她，即使给她洗衣做饭，她也不会接受，她性格要强，也不习惯给别人服侍，她会觉得自己没用，心里不舒服。”
去老人院前一天，李恩霖和桃姐挑选要带去的衣物。桃姐的房间，是用阳台改成的。一张狭小的单人床铺，房间靠墙的上方挂着一排大木柜，里面放着缝纫机、保温饭盒和不再使用的器具，下面镶嵌着一台洗衣机，床铺对面的窗下放着两个大樟木箱，占了房间三分之一的空间。
箱子是李恩霖母亲当年的嫁妆。在打开的木箱里，他惊讶地发现了他和妹妹童年时的手工玩具、衣服、尿布，桃姐背他上街闲逛时的背带，给他和妹妹缝制的红色棉袄，他在幼稚园时穿的老鼠戏服，小学时的保温饭盒……
“我父母移民到美国后，箱子一直摆在桃姐的房间，我一直不知道桃姐箱子里装了什么东西，这时候我发现她珍藏着我的人生记忆和成长片段……”桃姐摸摸这儿，摸摸那儿，什么也舍不得丢。
自幼饮食起居受桃姐照顾，李恩霖和桃姐感情深厚。由于母亲对他和妹妹期望高，管教严厉，他对母亲敬畏有加，不如和桃姐在一起自然、放松。“我们是主仆关系，不如母子关系那样复杂，少了期望和冲突，在一起时反而轻松愉快。”
《桃姐》里的一幕，曾经是他真实生活写照：母亲从美国回香港，在家和他一起。夜深人静，他在客厅看电视，母亲在卧室看书，嫌声音太大，他关掉电视看报纸，母亲仍然嫌他声音太响。
在老人院的三年里，桃姐的健康每况愈下。中风是老年人的常见病。经过治疗后，桃姐病情一度好转，结果不久后再度中风，不仅行动不便，言语表达也出现障碍。
“让我好好实习，将来也细心照顾她。事实上，桃姐经历的病痛，也让我更关注母亲的健康。”
不管工作多忙，李恩霖只要在香港，都会每周去老人院探望桃姐。每次他一进老人院的大门，熟悉了他的老人都会叫：“你干儿子来看你了。”去老人院的次数多了，他也从护工那里，学会了照顾桃姐，推轮椅陪她上街，喂她吃饭。
照顾了一辈子别人，桃姐很不习惯李恩霖给他喂饭。在李家几十年，她从不上桌吃饭，总是一个人躲在厨房吃饭。偶尔和李恩霖外出用餐，她既尴尬又紧张，直到她中风后，桃姐才肯接受李恩霖喂她吃饭。
2006年，桃姐去世。在她生命的最后时刻，信仰缓解了她身体上的病痛。
李恩霖一家人信奉基督教，李恩霖小时候经常和母亲周末一起去教会参加礼拜。桃姐因为自卑——不认识字，不能读圣经唱赞美诗，一直拒绝和他们去教堂。直到她后来心脏病发作，在李恩霖母亲的鼓励下，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她住在老人院时，我曾带牧师和教友一起去探望她，在精神上给她很大安慰；她最后居住的老人院，也是香港基督教团体开办的，使得她能够继续参加礼拜和祷告。”
桃姐去世后，李恩霖保留了桃姐房间的摆设。柜子、箱子里的一件件物品，让他想起它负载的人生记忆，他把那些曾经遗忘掉的记忆，写在了笔记本上，后来又写成了电影剧本，找到了许鞍华。
许鞍华：“桃姐身上有忠义”
看完《桃姐》的剧本，许鞍华想哭。
答应接《桃姐》，原因在于许鞍华“既是李恩霖也是桃姐”。她经常外出拍电影，把母亲留在家里，靠女佣照顾母亲。“她年纪已经很大了，我不在的日子，她一定很孤独。”
许鞍华七八岁时，家里来了一个佣人。她梳辫子、穿白衣黑裤，来自广东顺德，跟她在李恩霖家相册上看到的年轻时的桃姐打扮很相似。“她在我家做了十五年，从我弟弟出生一直到读中学，她一直带我弟弟。”
和桃姐不同的是，许鞍华家的佣人烧菜手艺一般，干活也不是很干净，马马虎虎，但人特别好，重感情。许鞍华上大学时，许鞍华母亲因为有些方面不满意，辞掉了她。这个女佣后来去别人家打工。每年春节，她都到许鞍华家拜年，还带贵重的礼物，给许鞍华弟弟买名牌钢笔。
香港的中产阶级家庭，家里都有帮佣。1940年代至1950年代，大批广东女佣进入香港谋生。大约在1970年代前后，香港工业飞速发展，因工厂薪水高，大批女佣辞职，进入工厂工作。
此时内地正处于“文革”时期，国门关闭，香港政府只能从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引进女佣。从此，像桃姐那样的传统女佣开始消失，李恩霖和桃姐的故事也渐渐绝版，菲律宾女佣逐渐取代内地女佣，成为服务香港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力。
后来，许鞍华父亲去世时，女佣还来帮忙料理后事。因为怕许鞍华的母亲孤单，她常来许家，陪许鞍华母亲去寺庙烧香。直到自己也进了老人院，九年前因病去世。
许鞍华现在家里的女佣，基本上是几年一换。今天的香港，佣人都是从中介所找的，先签完备的法律合同，谈好工资待遇，每周休假一天，加班支付双薪。有时候，双方发生了冲突，往往按照合同上法院解决。
“《桃姐》和李家是一个好的案例，那时没有法律制度保障她们的权利，万一李家对她不好，等她很老的时候把她赶走不养她，那她的结果一定很惨。现在有法律制度，都是白纸黑字的合同，讲钱讲权利，给多少钱做多少事，很少讲责任、义务，没有桃姐和李家那样好的情谊了。”许鞍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拍《桃姐》，是希望探讨过去女佣和今天菲佣的不同，探讨人际关系的变化。今天的香港，越来越繁华，但桃姐时代的道德伦理观，已经逐渐消失了。
“桃姐不认识字，但她身上有忠义。我们都是从武侠小说、戏曲故事里头了解到的。徐枫对我说过，她的教育不是在书本，也不是在学校，而是演那些古装戏和武打片，自己变成侠女的，香港的黑道白道，以前都拜关帝，讲什么忠孝信义，这个传统现在都没有了。”
许鞍华和母亲住在租来的房子里。在为《桃姐》选拍摄地时，许鞍华装着给亲戚找床位，去了二三十家养老院。她发现香港社会的老龄化问题很严重，基本上每条街道都有两到三个养老院。私立的养老院，贵的每月费用上万，然后是五千到七千的，再往下是每月四千块左右的。
“政府公办的老人院目前只招收那些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像桃姐这样病症不太严重、时好时坏的病人往往只能进入私人和民间团体办的老人院，生活条件和居住条件都不太好。”
几十年来香港的出生率一直在下降，很多家庭迫于压力，不愿意要小孩，老龄化问题严重。尽管在老年人身上，香港政府投入的财力越来越大，也不断从内地招聘人手，但为老年人服务的体系还是不够理想。经常有老人无人看管，溜出门在大街上犯了病；或者找不到自己住的老人院，需要出动警察和社会力量寻找。此外，老年人的活动空间还是偏少。
《桃姐》给了许鞍华一个机会，她把看到的老年人问题放在了电影里。
拍《桃姐》的养老院，属于中档标准，里面住着许多像桃姐这样社会底层的老人。
虽然许鞍华走访的大多数养老院生活环境一般，但她看到的那些老年人的精神状态，却让她出乎意料。那些养老院里的老人，护工让他们张嘴吃饭，他们就张嘴；让他们洗脚，他们就伸出腿来；没事就坐着打牌，或者看街头风景和路边走过的行人，活得很自然。
这样的人生态度让许鞍华很感动：“没有人家说的那种惨，不是我想象中那样受屈辱，老觉得需要人家怜悯。他们介乎不高兴跟高兴之间。”
拍戏第一天晚上，救护车来了两次养老院，拉走了两位老人。这边抬走人，那边大家面无表情地打牌、喝茶。类似的事，他们已司空见惯。
《桃姐》的大部分镜头，采取的都是实景拍摄，除了主要演员是职业演员，表演的场景和大部分画面上的老人，都是拍摄地养老院里的老人。这种纪录片式的拍摄，加上摄影师余力为大量采用远景和长镜头，让电影有很强的真实感。
桃姐刚去养老院，许鞍华没喊拍，余力为就开机了，叶德娴坐的车停在养老院门口，秦海璐搀扶着她进门，结果养老院里坐着的老人们见到来了新院友，都站起来围观，一个老人还跑出来，冲到了摄影机前面站着看叶德娴。
“当时，我们一个工作人员想叫他走开，旁边的摄影师马上把他的嘴捂上了，接下来大厅内的几个职业演员，没人告诉他开演了，他们自己就决定开演了。”许鞍华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
电影拍完，许鞍华改变了对养老院的看法：“我现在是顺其自然，如果有需要，也不要硬撑着，就去老人院了，不要怕接受他人的帮助。”
叶德娴：“桃姐跟我很像”
叶德娴没料到自己能当影后。
电影筹备时，李恩霖给许鞍华推荐叶德娴。当时许鞍华有点担心：叶德娴那时62岁，和桃姐相差十几岁，已经近十年没演过电影。
“我一定要演好这个角色。”叶德娴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说，自己为这部片子做了许多功课，跑到李恩霖家看美孚新邨桃姐的房间。“我很难过，她的房间太小了，吊柜和箱子里摆了那么多杂物，我没有想到，一个睡觉的房间，为什么会放一部洗衣机呢？”
她把桃姐去过的茶餐厅、公园都摸得一清二楚。她还去菜市场买菜，菜贩一直招呼她，没认出她来。后来，李恩霖的家也成了《桃姐》里刘德华的家，桃姐的小屋除了减掉一个樟木箱，其他物品都保留原样。
桃姐的形象渐渐生动了起来：“桃姐跟我很像，她买蒜头会一个个挑来挑去，她买鱼不会只买便宜的，一定要买最新鲜的，她买最好的酱油烧菜给主人吃。”
桃姐让叶德娴想起自家的一个女佣。她13岁时，家里来了一个12岁的女童，帮佣干杂活，一个月赚5块钱。因为这个记忆，后来电影里有了桃姐回忆自己第一个月赚5块工资的细节。
晚上，叶德娴和妹妹玩玻璃球游戏时，小女佣会去帮她们买粥，在一旁不停地给她们水喝，或是递上甜品。因为年纪太小，不知道怎么干活，经常被年纪大的工人欺负，躲在墙角哭。半年后，她被香港的亲戚带走了。
虽然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去了养老院，还是让叶德娴触目惊心：“大部分老人院都是群居，一间房住了六个人，每人只有一张床，衣服都堆在床上；就是单间，也只多一个桌子和椅子，洗脸洗澡和上厕所，都是公共集体的，没有阳光不说，空气流通不畅，都是臭味。大家生活习惯不同，你想通风开窗户，有人反对说太冷；你想听收音机，有人要睡觉。”
叶德娴家不远，住着一位老女佣，头发花白，穿的衣服，梳的辫子，跟李恩霖家的桃姐很像。“自从接了这部戏，我就跟着她，她穿的衣服袖子、裤子都不是很长，因为他们要干家务活，都是挽到胳膊关节处，一只手拎着菜篮，着力不均，倾斜着腰，慢慢地走路。”
桃姐中风瘫痪则来自叶德娴自身经验。12年前，叶德娴在日本，臀部的坐骨神经出现问题，腿不能沾地，一走路就疼，完全靠拐杖支撑。
“突然之间不能动了，一动就疼，我就问自己：是不是死了？后来离不开拐杖了，我想一辈子是不是就这样了？我接受命运安排的时候，奇迹出现了，一个神医帮我医好了，我又可以像正常人那样走路了。”
在养老院里，叶德娴天天盼着刘德华去看望她。“华仔第一次去看桃姐，那时候她没有梳头穿着睡衣，后来她发现华仔来看她，就会穿衣装扮下自己，心情由低落变得开心，人生态度也乐观起来。”
在香港，许多看完《桃姐》的观众，回家后找自己的长辈和老人谈心，他们开始理解那些在日常生活里被他们忽视的老人们。这令叶德娴很欣慰。但她并不指望自己的儿女会找到她沟通。
许多年前，叶德娴离婚后，女儿跟妹妹去了加拿大，她和儿子在香港生活。后来儿子去美国读书后，叶德娴留在了香港。遥远的时空分割，导致她和儿女们感情冷淡，仅仅只是在新年保持电话沟通。
“所以，电影还是电影，真实永远无法成为电影。”叶德娴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