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上是成祖朝开销过于庞大，他的继承人势必采取紧缩政策。除了派大舰队"下西洋"耀武扬威之外，成祖朝还六次征讨蒙古、长期对安南用兵，同时建筑紫禁城--即今日的"故宫"。罗荣邦认为成祖以后明朝出现财政困难。但他同时认为郑和时代的外贸对中国是极端有利的，因为明朝强大，能够单方面决定价格。20 这引起了两点疑问：远洋贸易足以补助国家的财政困难，何必裁减? 外国和中国做生意每次都吃亏，还有谁千里迢迢到中国去"朝贡"?
答案或许在明朝外贸与"朝贡"不分这点上。郑和的下西洋并非孤立现象。成祖一朝，对不包括安南在内的南洋国家就出使了六十二次，多半是只前往一个国家，规模没有郑和那么庞大。但它们的功能相同，那就是负责朝贡国使团的接送。郑和第一次的航行带回爪洼、麻六甲和苏门搭腊的使团，而第六次于1423回国，带来包括波斯湾区的六国使团，共一千二百人。这些人到了中国，尽了"朝贡"礼仪后，就可以在市场上贩卖夹带的免税的私货，并等待下一班中国船把他们送回去，多半一等数年，每天都由主人盛意招待。明朝既然当了宗主国，有藩属的君主被推翻的，亦得派海军保送他回去复位。
这个负担的确沉重。成祖死后，北京连前往黑龙江生女真地方的使团亦裁掉。中亚地方有代表子虚乌有国家的使团，希望来"天朝"讨赏的，明廷也加以谢绝。"下西洋"自然是被优先开刀的项目。但遗憾的是明廷连远洋舰队也裁掉。
成祖死后，攻打安南的战役还持续中，但1426年明海军在东京湾吃败仗，使明廷放弃征服安南的打算，亦使人怀疑海军是否有用。此时大运河也已经修复，并且装上新发明的闸锁，内陆的运河漕运比沿海运粮安全得多，于是，海军被大量裁减。1449年发生土木之役，蒙古势力复炽。明廷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内亚洲国防线，不久就开始建筑长城，从西到东，达一世纪才完成。当时的海疆并无威胁，明廷不会同时维持两大笔国防经费。
但明朝显然放弃南宋用外贸养海军的措施，非但不准国人出海，海洋国来进行"朝贡贸易"的数量也限得极低，而且完全为政治服务。有邦交的"一年一贡"、差一点的"三年一贡"，像日本那样关系极坏的则"十年一贡"。令人费解的是明廷接二连三地下令，把造船的体积越限越小，禁止尖底的只准造平底的。至1500年，造多于两桅的船只变成重罪，1525年朝廷又下令各地方捣毁远洋船只，逮捕所有使用者。21 如果政府裁减海军，只是政策性的问题，无须变成法令。它们显然是针对私营企业，国家自己解散海军，但又防止民间的力量超出官方。这种限制导致明末制造郑和时代那种九桅大船的技术失传。
更深层的原因是中国的锁国心态抬头。明代中国从蒙古世界系统中摆脱出来，有如二十世纪共产中国与西方帝国主义世界秩序断裂一般，都不可免作出背对世界大势的自然反应。中国从唐末已开始走向海洋，但如今这个新走向变成"离经叛道"，并被算在"外族"蒙古的头上，而新冒现的锁国心态则被说成是"华胄重光"。明太祖有平均天下的思想，他虽然没有制度性地平均地权，但用罗织的方式消灭富户，尤其把江南的大地主诛戮殆尽。"几场大清算下来，可以肯定的是全国充斥了小型的自耕农。"他心目中的新社会是乌托邦式的，"它更像一个庞大的农村公社而不像一个国家。"亦即是商业不发达的纯朴的不流动的农业国。22 他无向外扩张的野心，生前为子孙列下一份"不征国"的名单，其中包括朝鲜、日本、安南以及南洋诸国。
元代和印度洋和西亚的联系，明成祖想保留并发扬光大之，并委派回族色目人后代郑和主其事。成祖以后这条路没再走下去，实在是遗憾。成祖这个明代第三位帝王，其实更像是最后的一个蒙古"汗"。他五次到塞外亲征蒙古，不像华夏君主所为。已有人指出：成祖的"态度和元朝的皇帝几乎雷同，他们热切地到外国去拉关系并且聘用外国人为他们服务。"23 忽必烈想征服安南，劳民伤财而终告失败，成祖又把这件蠢事重演一遍。忽必烈建立的朝贡体制，承袭蒙古"大汗"的派头，强制外国君主亲自到北京朝觐中国大皇帝，他们不肯来，就派海军去攻打。成祖的体系则是成立对客户友善的接送服务。但两者耗资同样巨大。成祖以后，儒家文官政治的"不劳民伤财"的"祖训"就变得更无可非议。印度洋：从中国的"朝贡体制"到西洋人的"公司体制"
西欧人对远东和印度洋的财富有一种饥渴。为了另辟到东方的新航路，葡萄牙人沿西非海岸逐步南航，摸索了大半个世纪，终于在1487年绕过好望角，进入了印度洋。随之而来的就是武装恐怖行动。达迦玛于1502年率领十五艘全面武装的船舰，炮轰印度南端的港口喀里古(Calicut)，建立霸权。东非海岸斯瓦锡利城邦(Swahili city states)--是郑和航海到达的地方--是靠印度洋贸易繁荣昌盛的，现遭葡萄牙人的侵略而撤退入内陆，整个斯瓦锡利文明从此衰亡。西欧人带来地中海作战的暴力水平，印度洋诸邦根本无招架之力。
1511年，葡萄牙人灭掉中国的藩属麻六甲，把它变成殖民地。这一带，早已由华侨所殖民。郑和第一次下西洋回程之时，曾与盘踞在苏门答腊的巨港(Palembang)的华人领袖陈祖义作战，杀掉五千人，并把陈本人带回南京正法。这些人可能就是和朱元璋争天下的元末群雄逃到海外的残余。明廷的政策是消灭海外不肯就范的华侨，宁可扶植地方土著，对马来海峡对岸的麻六甲恩泽有加，郑和几次下西洋都用它当基地。后来中国势力自动撤出，让麻六甲自生自灭。但葡萄牙之消灭麻六甲却获当地华侨协助。这些海商在明廷的海禁下已经处身法外。当他们与麻六甲政府发生争执，需要国家力量撑腰时，就索性找葡萄牙人帮忙。明廷则对整件事无关痛痒。至1557年还把澳门给了葡萄牙。
早于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西班牙的哥仑布已经发现新大陆。葡英法等国也在美洲占一席之地方。从此，大西洋变成西欧人的内海。在这个大西洋圈，西欧提供资本和经理人才，从西非把黑人运到美洲当劳动力，去开发美洲的资源。一个建筑在三洲分工体制上的西方中心的世界体系开始冒现。在这个大西洋圈成形后，西洋人又从美洲和印度洋进入太平洋，促成太平洋圈的诞生，并对欧亚大陆造成合围之势。1565年，西班牙因没法弄到像澳门那样的据点，就在太平洋建立了一个殖民地--菲律宾。
当时的明廷在干什么? 明世宗一朝(1522-1567)大半在闹"倭寇"之患。它的起因表面上是1523年日本"朝贡团"在宁波闹事引起的。但后来几十年延续不断的犯境，船队和人数规模都很大，不像是当时的日本所能发动。学者们也已经证实："倭寇"里有日本人，但头目都是中国人。 他们是宋代以来已成气候的沿海豪强，在海外早建立关系，如今被明廷禁令变成"法外"的海盗。中国当时海上力量的强大，反而表现在这些非法分子身上，他们有大型船队。在对"倭"作战时，曾一度傲视世界的明帝国海军没有踪影，甚至连有效的海岸巡逻也不见。待海盗登陆深入内地，占领县城和卫所后，才由陆军将领戚继光等人去围剿。
由于海禁越禁乱子闹得越大，明穆宗(1567-1572)朝只好让步，局部解禁，在国家垄断之外允许有限度的"私营化"，限在漳州一个口岸。明神宗则于1589年把民间能出海的船只限定为每年八十八艘。这不只太少，也太晚。至此时，明帝国的海洋朝贡体系已经七零八落。在葡萄牙人的新体系里，"中国贸易"变成澳门--果阿--里斯本路线和澳门--长崎路线的一个环节。西班牙人亦建立漳州--马尼拉环节，和他们的马尼拉--墨西哥的阿喀普可(Acapulco)环节在菲律宾接驳。
十六世纪末，英法荷继葡西等国在海上称霸。他们为了打击后者的专利，从事的海上活动是军商贼不分。和明朝把自己最优秀的航海人员*上梁山、变成海盗、反攻祖国的情形相反，英法荷的海盗是他们的海军之源始，政府鼓励他们去劫掠西葡船只。英女王伊利沙白对这种海外活动，甚至像现代买共同基金般作逐次性的有挑选的投资。
西欧新教和旧教国家的斗争，不限于商战和殖民战，他们把宗教战争也带入平静的印度洋和亚太地区。在新旧教国家的火拼还未开始，葡萄牙人已夹着"十字军东征"的狂热而来。他们对回教商贾的航路尽量堵塞，对回教徒动不动就屠杀，尤其在攻占印度洋最富庶的商埠麻六甲时曾进行屠城。后来葡萄牙逐渐收敛恐怖行动，适应印度洋原有的商业网。
从葡萄牙人开始，西欧人把印度洋的贸易接驳上欧洲的市场，把它变成西方中心的世界系统的一个环节。从前，大西洋国家必须从中间人--意大利商人和亚洲的回教商人--手上获得东方货品，如今亲自在印度洋占了一席地。他们如无力用白银去支付南洋的香料和中国的精致品，就在印度洋从事跨国贸易(countrytrade)，就地累积商业资本。例如，明朝与日本断绝邦交，两国之间的贸易就落到了葡萄牙这个中间人手里。他们把日本需要的中国货贩运到日本，在那里赚了大量的白银后，又回过头来购买欧洲人渴望的中国产品到欧洲去抛售。
葡萄牙人还成立在海上收"买路钱"的制度，但他们没有带来革命性的变革。葡萄牙国王像南印度和南洋的土王一般投资海洋贸易，和他们一样都没有现代公司的观念，其作风也一概是国库与私库不分，国家收入与商业盈利混淆不清，有盈利也不见得投资于其他有生产性项目。25 而且葡萄牙这类的旧教国家，其动机也非纯为利润。葡萄牙人不断强迫土著皈依天主教，引起反感，根本不利于做生意。法国人一开始只注重传教，生意做得并不成功。在远东只有菲律宾一处殖民地的西班牙，则视把土著变成天主教徒为首要任务，并相当成功，该地如今成为亚太地区最天主教化的国家。
因此，我们不看谁先占据印度洋这个当时世界经济的枢纽--盖盘踞旧大陆中段的回教文明早已把它化为内海--而是看谁为这个枢轴地段带来了革命性的新组织原理。它是英荷等国的贡献。这个新原理就是唯"私利"是图，撇开宗教甚至政治。1622年，葡萄牙人在波斯湾口的据点荷尔穆兹(Hormuz)--该地的使团两个世纪前曾乘搭郑和的船到过中国--被英国攻占。在1580至1640这段期间葡萄牙是与西班牙合并的，而1622年的英国外交政策极注重与西班牙结盟，但还是受了英属东印度公司之请侵占了对方的海外据点。在这里，非但私库不为公库所沾，政府的行动自由反被私营公司的利益左右。26
荷属东印度公司也是只顾私利，至于政府，是该替它服务，它对政府却无任何义务。它的董事会宣言里居然包括有公然"卖国"的权利："公司在东印度群岛夺取的地方与据点是私商的财产，不得视为国家的征服，私商有权把它们卖给任何人，甚至是西班牙国王或联合省（即祖国荷兰）的另一个敌国。"27 十七世纪初，为了共同对付西葡，英荷两国政府已经达成协议共享亚洲贸易。但荷属东印度公司在东印度群岛的大班眼里只有公司的利益，在1623年把侵入他地头的同盟国英国人进行屠杀。
十七世纪是荷兰人的海上霸权时期。荷属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纪初攻占了葡属东印度群岛。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想分一杯羹，被荷兰人驱逐，只好专心发展印度。荷兰人则往亚太区发展，在德川幕府"锁国"以后，成为唯一的欧洲人在日本长崎还保留据点的。他们搞"中国贸易"也想弄一块象澳门那样的落脚地，遂强占舟山群岛，1623年明朝地方官叫他们去台湾落脚，根本没把台湾当做中国领土。1641年，荷兰人把麻六甲从葡萄牙人手里夺了过来。1656，他们又攻占葡属锡兰。
十八世纪则是英法两家"东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陆争霸的时代。先是法国人发明用土著组成公司军队的方法，英国人效尤，并于1763将法国击败。由一家英国公司在印度洋建立"大英和平"后，英国人就继续东进搞"中国贸易"，在贸易逆差无法平衡的情形下，遂在孟加拉种植鸦片贩卖给中国人，挑起鸦片战争，从此中国不能维持锁国，被强迫纳入西式"全球化"。"海洋中国"是否成气候?
自南宋以来，华南已逐渐形成一个"海洋中国"的胚胎。但因为面对东海和南中国海的海岸地区不宽大，无法和西方海权发源地的地中海比较，它总无法形成一个可与大陆帝国抗衡的力量。在一位美国学者眼里，明代的华南沿海是大陆中国与从海上来的外人之间的折冲地带，华南的海上豪强虽然不得已时充当一下"倭寇"，但他们通常扮演的角色是这两个世界的中间人。这个夹缝地位显示他们本身无法形成强大的自身认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