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自南宋以来，华南也是抗拒北方征服者的最后基地。这类对抗一般是北胜南，而后者的反抗余波总会荡漾于海外，使南北战争导致内陆中国与具雏形的"海洋中国"的对局。临安陷落后，宋室逃到泉州，图谋以市舶司使蒲寿庚的船队为根基继续抗元，蒲为波斯人后代，他把全部船舰投降了蒙古，元水师乃得在崖山海战中消灭南宋。宋亡后，宋遗臣还想到占城继续抗战。明朝夺得天下期间，元末群雄不服朱明者逃遁海外，而太祖始有海禁之令。明成祖篡夺建文帝之位，仍担心乃侄远遁海外以图复辟，为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动机之一。至1644年清兵入关，南明在江浙福建的小朝廷都依靠海上势力，其中包括海盗郑芝龙。他是"倭寇"的后身，年轻时曾居日本平户岛，与日本妇人结婚，生下儿子郑成功。后来，就是这位中日混血的海寇之后在台湾继续抗清。
郑氏的海上力量强大，足以在1661年驱逐占据台湾的荷兰人。翌年，郑成功想进一步攻占菲律宾，建立海洋帝国，因去世而中止。台湾田赋收入少，多赖海上贸易维持国用，因此郑氏台湾具海洋帝国的雏形。它是第一个与大陆中国公然对抗的海上政权，对大陆帝国的威胁远胜于明初，因此清初的海禁甚于前代。清廷靠荷兰人帮助灭掉郑氏后，逐步放松海禁，后与西洋人贸易中频频发生事故，至十八世纪后期遂把它限于广州一埠，倒退到唐朝的水平。
这不是"海洋中国"的全体命运，还有海外华侨的故事。华人对亚太地区和南洋的殖民早于西洋人。但因为国家非但不支持，还视为"天朝弃民"，因此海外中国人的生存采取"寄人篱下"方式，变成后来世界各地所有华侨的一个模式。
当西洋人就在中国前门处建立殖民地，华侨的这个模式就已造成。例如，西班牙人未能像葡萄牙人一般在华南弄到一个据点，唯有在菲律宾从事"中国贸易"，并全面依赖华商从漳州进货到马尼拉，因此引来大批华人定居马尼拉。但中国人有自己的儒教文化，很难为天主教所吸收，因此他们变成像西班牙本土的犹太人，只在经济上有用，除此之外则构成一个威胁。在菲律宾，华人的人口比西班牙人还多，使后者寝食难安。结果，明末发生两次大屠杀。1603年那次把两万人的华侨社群全消灭。事后，华人移民又陆续从福建来到，发展成一个三万人的社群。至1639年，第二次大屠杀时又被干掉两万。
对这些在自己前门口发生的惨案，明廷漠不关心。第二次明朝已接近灭亡，自顾不暇。第一次是万历年间，也不闻不问。1740年，荷兰人在爪洼的巴塔维亚（今耶加达）亦对华侨进行屠杀。此时，已经是清代的乾隆盛世，也不见北京有何反应。
中国人寄人篱下式的生存方式，使他们夹在白人统治者和当地土著之间，为前者服务而为后者所憎恨，把南洋的经济发展起来但对自己的命运却无法控制。这个遗产至殖民地时代结束后仍为华侨之大患。在战后独立的东南亚国家里，排华的事情常见发生。1998年印尼暴徒蹂躏华侨妇女事件，两地中国政府的反应和明清两朝差不多。海洋时代的大陆帝国
西方海权的兴起，最初并不代表陆权的衰落。如果我们身处十六世纪，最看好的当是回教势力。回教文明在蒙古时代受了很大的打击，虽然其腹心地带的西亚已走向"大漠化"，但其疆域却随着突厥人的武功而向外延伸。哥仑布发现新大陆后，土耳其帝国仍进军东南欧，至1529年甚至围困欧洲心脏地带的维也纳。十叶派的伊朗也在十六世纪初诞生，是波斯帝国在突厥人领导下的重造，亦是现代伊朗的奠基。1526年，瘸子帖穆儿的后代侵入印度，仍自称是"蒙古人"，建立辉煌的莫卧儿帝国。葡萄牙人在南洋一带横行，导致许多土著倒向回教，造成回教地盘西起摩洛哥、东至菲律宾南部，北达土耳其斯坦，南及黑色非洲。
换而言之，当西方开始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并占据美洲这个新大陆之同时，回教在欧亚非旧大陆和印度洋都发展了新地盘。其在南菲律宾和西非沿岸的势力，甚至还沾到了一点太平洋和大西洋的边。在十六世纪的棋盘上布成这样一个局，其实顶不坏，谁会预测它后来会变成输家。
在西洋海权时代，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则变成中俄两国的天下。这两个定居的"火药帝国"从东西夹攻，把最后的草原帝国消灭殆尽。1581年，俄罗斯已派哥萨克人进入西伯利亚，至1639抵达太平洋岸，1647年开始侵略黑龙江流域，后为清帝国所阻。满清以"边疆国家"覆灭明朝，未入关以前已经降伏漠南蒙古。入主中国以后，代表定居帝国向内亚洲进军，于十八世纪中期消灭盘踞新疆的漠西蒙古势力，并重新控制了西藏。至此，内亚洲被中俄两国瓜分几尽，剩下的西土耳其斯坦在十九世纪被俄国吞没。
满清上承明代，但把疆域扩大一倍，加入了满蒙藏，重建了广义的"天下"。从漫长的中国史来说，清代该是中华大陆帝国"功德完满"的阶段。历朝的第一大患--传统的内亚洲防线问题--被它基本解决。清朝也把历代的内部威胁--外戚、宦官、强藩--控制到最低程度。它又是历代最儒家化的皇朝，连皇帝都谨守它的教诲，因此没有太坏的君主，在现实的限制下最接近儒家的德治。清代学术是传统学问的总结帐，不但把儒家经典全部整理了，诸子百家也考据普遍，似乎旧学问也已经走到尽头。因此，清代中国在西洋人面前吃瘪，并非中华帝国已经走向颓废，反而是发生在它各个方面都臻于完善的时刻。
无疑，在西方称霸海洋时代，掌控了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帝国仍有对抗的余地，甚至还可以造成分庭抗礼的气势--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俄国。中国在现代革命以后也起而效尤。但回顾过去五个世纪，不论在政治、社会、思想、文明各方面，开风气之先的仍然是西洋的海权国家。大陆帝国背负传统的包袱--无论农耕帝国还是草原帝国的--比较沉重。
俄国模式和中国模式都必须设定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才能把广袤的大陆帝国维持不解散。
在"后蒙古"时代的俄国，恐怖的伊凡为了建立专制国家，已把中古的王公消灭殆尽，代之以"服役贵族"。彼得大帝进一步把这个阶层栓在国家役使的功能上。该时社会上极大多数人已降为农奴，彼得将其奴役加深，去满足服役贵族的需求，作为他们被国家奴役的补偿。俄国专制国家在意识形态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利用传统的东正教来控制愚昧的农民，另一方面用实施某程度的欧化（现代化）来肯定现形式的国家机器之存在，以及其铁腕手段的合理性。在处理帝国境内的其他民族上，俄国模式采取的是强制性俄化政策。这个模式唯有中央不断施用高压，才不导致分崩离析。
中国模式在近代之前该说是最"平民化"，它至宋代基本上淘汰了世袭贵族阶层，用科举的方法从民间挑选精英阶层，这个阶层的流动性很大，也代表了各地区。他们组成文官体制替皇权的秩序服务，但比较不脱离草根。它的治理方法是维持社会均平，不让出现太大的阶级分化。它也力图减轻城乡矛盾，避免造成西亚和南亚的军事集团和都市豪商勾结共同剥削农村的格局。它最成功的莫如防止军商勾结，保障了内部和平，但代价是只能采取守势的国防政策，不能像西欧那般不断把军火工业推往前走，用战争来养活武器市场。
自宋代以来，市场化和契约化已经变成普遍，因此国家不再能采取秦汉时代那种"抑商"手段。事实上，帝国的庞大领域有赖商业网络凝合，北边的国防军需亦得靠商人运转。因此，这个时代的"抑商"，是将商人活动限制在维系大一统国家这个目的之内，不让他们形成本阶级的意识。这个措施相当成功，即使到了帝制晚期，商人资本仍倾向朝土地方向发展，亦即是和文官集团认同。同一个保持稳定的意向，也令帝国政府对任何"海外关系"极端不信任。
这整个意识形态体现的是儒家"平天下"理想。但正如********的革命政权的教训所示，一个有均平天下理想的统治集团，在发挥它的功能的同时，也会堕落为国之大蠹，自身变成制造社会两极化的媒介。它虽然防止了军商勾结，但引来的也会是同样不妙的********。到了这一田地，均平天下的理想就转由农民战争来执行。中国的农民起义，从东汉的"太平道"到清代的"太平天国"，都是打着均平的旗帜。
这里，就牵涉到一个植根于中国文化深层的特色。中国这样一个能把世界最庞大的人口保持在一个历久不散的团体内，其付出的代价是各单元都不该走向分化，也不能过分垄断。一位西方学者把西方近代初期的企业组织方式和同代的中国作比较，指出：初期的西方企业家已有控制生产过程各环节的意欲：从采购原料，到分派给各地的纺织户，到再分派给加工单位，到回收，都一把抓。在帝制晚期的中国，很少有操纵生产作业全部过程的情形。可能是中国的市场机制比较发达，各种服务在市场上都可以购得，因此出现"用商业代替管理"的安排。"但总体来说，一个累聚成规模庞大的工业，不是靠扩充生产单位的体积造成的，而是凭市场串连日见增长的大群小生产者，整个结构各部分之间的直接功能整合尽可能低。"29 从目前流行的文化解释看问题，可视为不能让一方垄断，"让大家都有口饭吃"的心理。
中国是这一千年来世界上政治、社会、文化最稳定的地区。这个罕见的成就也是致命伤：新的结构性的变动难以产生中国历史的"长时期"结构
第一个"中土"帝国其实已结束于汉帝国的覆亡。与西方罗马帝国不同，中华帝国的框架屡次获得新生。蛮族入侵使罗马帝国永不复元，却被中土文明多次吸收为新血液。例如，隋唐帝国上承北魏，乃具鲜卑血统的统治集团与汉人士族合作的产品。在野蛮民族的汉化使北方获得更生的同时，中原旧族则移植和开发南方。于是，一方面中土旧体制获得持续，另一方面地盘却从北温带扩充到亚热带。隋唐以后南北两区得赖大运河这条大动脉整合。在中国本部以外，隋唐"第二帝国"也将中土帝国规模扩充为东亚帝国的规模。
进入公元第二个千年，这个模式重复出现。隋唐"第二帝国"解体后，宋明两个中土皇朝都先后亡于"外族"的蒙古与满州，后两者重建"天下"都比前者成功。同时，这类中国化的边疆国家又把东亚帝国扩充到内亚洲。
另一方面，宋上承唐代华南地区兴起的趋势，使经济重心移到江南，并顺理成章地走向海洋。这个轨迹可勾画如下：公元第一个千年中国从北温带延伸到亚热带，第二个千年则出现从亚热带走向热带的冲动。在忽必烈派遣海军去打爪洼，以及明成祖用更庞大的海上力量"下西洋"这些宏伟的业绩背后，是沉默的中国商旅和移民朝同一方向推动的波浪。唐代在华南只开广州一埠，从宋到元，甚至包括国家垄断的明代，在沿海--尤其在华南--都设有一连串的海口在吐纳着远洋贸易。这一带可以说已经变成大陆帝国的"经济特区"。
因此，第二个千年造成的大趋势是：中国的发展重心由北移向南、由西移向东。今日中国面对的问题是如何调整南北的先进和落后关系，但这个对比还是比较轻微的，难题是如何发展整个大西部。
的确，第一个千年末，中国的首都已经越来越往东移--从长安到洛阳到开封。从宋朝开始，首都--开封、临安、燕京--都得靠在大运河边上，因为它是南北经济的大动脉，而较落后的北方越来越依靠富庶的华南支持。至于古代的"关中"，早已被这个时代潮流远远抛弃于后。
既然如此，为什么首都一定得设在北方? 为什么政治中心不能和经济重心合而为一。答案是：政治中心非但必须在北方，而且还必须处于北方国防线上，除非这个朝代不是大一统政权。事实上，中国历来定都于南方的政权都是半壁江山。在古代和中古，对中国的威胁多来自西北方和正北方，因此国都亦设在长安或洛阳。然而，从755年的安史之乱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亡国的肇机皆来自东北地区。刚进入第二个千年，这个地区已兴起史无前例的新型边疆国家--辽与金--它们成为宋朝的大患。继起的蒙古则在灭金的条件下灭南宋，而造成汉人的天下首次全亡于"外族"之手。后来明亡于清、日本人侵略中国，以及共产党之取代国民党，都从东北开始。
因此，在近一千年，除了弱宋，北方的首都也必然设在农耕和草原交界的东北国防线上--金、元、明、清都奠都于燕京。历来能统一或征服中国的武装力量也必来自北方，甚至连两次成功的北伐--明室和国民政府--都不例外。明朝不过是将蒙古人赶回漠北，蒙古人放弃对汉人的统治，回到塞外仍然是一个游牧帝国，继续对缩小了的中国造成威胁。至于定都南京的国民政府则是半壁江山。
内亚洲既然是帝国第一防线，自南宋以来形成走向海洋的华南则势必屈居附庸地位，它用"南粮北调"的方式支援北边的国防。而南北的这种协调也成为整合面对内亚洲的华北和面向海洋的华南的唯一可行方式。但是，这个双面神(Janus-faced)式的帝国归根结底仍然是大陆性质的，它对不能整合的"海洋中国"部分会感受威胁。明清两代都实行海禁。台湾在清代开始成为对大陆中国的一个具体威胁，这个威胁至今照旧。
当葡萄牙侵入印度洋的时候，它的人口约一百万，只抵中国沿海的一个大县，其海上力量不见得超过明代的沿海豪强。但包括葡萄牙在内的大西洋国家如今都把人口疏散到海外去，尤其是英语民族，从一个岛国繁衍为美国、加拿大、澳洲等大国。在二千年前期，世界上的空地还很多。中国在这个千年内不面向海洋的后遗症是造成今日人类百分之二十三局促在百分之七的可耕地的现象，在世界史上是一个反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海洋时代已经结束。迈入了核战时代，内亚洲还是沿海是第一国防线的问题也变得无谓。如今我们面临的是太空和电子资讯的时代，用什么态度应付它，足以构成一个新的挑战。在这个转型期间，回顾一下这一个千年是怎样走过来的，它如何塑造了我们的性格，造成了我们今天的局面，留下了今日的难题，是十分应时也是十分有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