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nald O. Clifton 在1950 年代初，就提出质问，“为什么心理学领域讨论与关注的焦点都是人到底是哪儿有问题？”，于是他提出“要是能开始研究人哪里对了，是不是一个更重要议题？”，有了这样的想法后，他和同事花了50 年的时间，针对积极、积极的态度，进行数百万次的访谈。研究初期，他们发现个人生命会因与人互动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而且，人际之间的互动，不论是和朋友长时间的交谈，或是在餐厅点餐的一瞬间，其结果不是正面，就是负面，鲜少有中间地带，无论互动的结果如何，互动的所累积的能量都会以影响一个人的生命。
1990 年代，积极心理学正式崛起，情意教育开始受到重视，直到2002 年，Donald 的研究才正式被美国心理学学会肯定，推崇Donald 是积极心理学的始祖心理学之父。
1998 年，当时出任美国心理学会会长的Seligman 撰文，呼吁同行正视心理学界的发展，过去心理学善于在处理心理问题及精神病，并未能引导人过着充实、愉快、有意义的生活。
积极心理学的概念和理论，以研究个人长处、建立积极情绪和品格为重点。Seligman 联合其它心理学家及学者，着手发展一套完整的积极心理学系统，并持续进行广泛的研究。故积极心理学的内容是來自科学研究的结果，与传统心理学比较时，有下列的不同与特色 ：
表1-1 传统心理学与积极心理学的比较
除了从积极心理学的角度來看积极心理外，还可以从下述其它心理学的取向来检视积极心理的理论基础。
一、生理生物学取向
概括Dossey（1993）之研究指出临床上被判定无药可救的癌症病人，在接受心理放松与心像冥想治疗之后，成功的多活过两年，也有凭个人的意志力活了数年的例子。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说明了心智或心灵的力量足以驱动免疫系统，命令其打退癌症大敌，但是心灵现象是如何把抽象的意健康情况翻译成生物语言，命令免疫系统起來作战呢？这是科学家们正在寻找的答案，已有较多的人肯定“脑内吗啡”的关键地位。
荷尔蒙是脑中信息的传递者，此种物质分泌自脑的任何部位，脑就藉此将指令传送到全身，这么一来，身体也会分泌出相同的荷尔蒙，经由此荷尔蒙收到信息的细胞，会按照其命令行动。脑内吗啡也是一种荷尔蒙，是种近似吗啡的物质，这项物质不仅会使人的情绪变好，也能防止老化，提高自然治愈力，而β 内啡（β-endorphin）是脑内吗啡中最有效力的物质；自然界中存在吗啡麻药对人具有危险，不过脑内吗啡则完全没有这一层顾虑，而且其效力要比吗啡麻药强大五、六倍。
心理学家进一步研究这一种无名快感的生理基础，发现原來是大脑分泌出脑内吗啡，这种化学物质不但令人兴奋，感到无名的快乐、平静、满足，还会令全身的细胞减少氧化，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家杰克‧潘克塞佩肯定那种经验是脑内吗啡的杰作，指出我们每次跟其它人共聚相处开心时，都有这种东西分泌。其实我们跑步、游泳、打太极等等之后，大脑也一样分泌这些吗啡，分别只是在于：
帮助他人时，这种分泌特别有保证，几乎是一定有那种美妙快感，其它活动（跑步等）则未必，及即使事后隔了一段日子，回想帮助别人的工作，大脑一样再次分泌脑内吗啡，虽然份量较少，感觉不及真正动手做时那么强烈。
春山茂雄（1995）在书中提到神经生理学专家Felton，曾指出关于脑和免疫系统的研究，研究显示脑内吗啡并不仅是脑部有接受器的功能，接受器普遍存在于内各部位，就连人体免疫力中，特别具有重要功能的白血球之一的NK（Natural Killer）细胞表面，也存在着接受器，脑内吗啡也在这些地方有所作用。Felton 还证明，当脑中出现β 内啡时，NK 细胞的活性也会提升，并增高免疫力。
当对于感受外界的某种刺激，心想“真讨厌”，或者认为“真舒服”时，这种思考在脑内会全部被物质化；心里觉得“讨厌”或“舒服”时，会消耗能源，使脑内分解一种POMC 的蛋白质，当觉得“讨厌”或“舒服”时，此蛋白质的分解方式会有不同；例如遭受精神压力时，能持积极心理，认为“这也是一种磨练，不也很好吗？”时，蛋白质会分解成副肾皮质荷尔蒙的物质，此种荷尔蒙具有缓和剂的功能，会减缓身体上的压力和紧张；还有一种是成为β 内啡，β 内啡则具有解除精神紧张的作用。反之，当心里觉得“讨厌”时，就不会分泌β 内啡和副肾皮质荷尔蒙，而是分泌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这种物质本身具有毒性，甚至会促使强烈毒性的活性氧产生，亦即对于任何事情，如果从事负向思考，是没有任何的好处。
二、精神分析取向
精神分析学派认为人类的行为是由潜意识中的本能所决定的，发生在知觉水平下的心理过程，在一般情况下处于潜伏狀态，或称睡眠狀态，多次的刺激体验往往会为潜意识（subconscious）所接受，例如，多次面对压力情境，会使人产生压力的心理体验，这时大脑里就会形成潜意识，当下一次面对类似的情境时，会启动潜意识，导致压力的随之而來（梅洁，2003）。
莫斯科“未开发脑研究所”的乌拉吉米尔‧赖可夫博士以积极的自我暗示，可以调动潜意识，改变原先的想法作为研究假设，利用催眠术来刺激未开发的脑部，进行开发能力的研究，博士对实验者暗示“你是高更，画得一手好画”，然后要他们画画，实验者一开始当然画得不够好，但是经过十次的暗示后，画出來的作品竟不输给职业画家。
采用积极积极的思考态度来改变潜意识进而影响行为，可是让人们因相信自己而解决问题、突破逆境并迈向成功。
三、认知理论取向
黄安邦编译（1986）的书中提到社会心理学认知论的主要观点为：个人的行为决定于他对社会情境的知觉（Perception），有关社会知觉的定律和物体知觉的定律极为相似。因此人会很自然的把对某一社会情境的知觉、想法、和信仰（Belief）组织成一种简单而又有意义的形式，就像是对物体的知觉一样。不论社会情境是如何的杂乱无章，人们都会将它变得更有规律。这种对环境的知觉、组织及解释便影响了个人对社会情境的反应。
认知过程中的组织分类、注意力集中到特别突出的刺激上、以及对无形特质如注意力、动机、态度、和人格特质等的解释，显示出对人与社会情境的知觉。
归因理论与认知失调理论是社会心理学中很重要的兩个理论，都强调对当时情境的知觉组织及解释，并不着重“过去”，而且由个体对情境的知觉来解释行为的原因，而非从情境本身去探讨。在学术上，习惯将压力來源分为环境及心理因素两种：
1. 来自个体以外的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中的工作〈组织〉因素，如角色要求、领导风格、组织结构、组织制度、运作流程及组织气候等，与职场的企业经营者或主管等因素有关。其它如政治不稳定、经济不稳定、社会变迁、科技变迁等更大的环境变数，更属不可抗力的外在因素。
2.来自个体的个人因素
个人因素有家庭问题、经济问题、性格问题及人际关系，但有很大的个别差异存在。尤其是认知、工作经验、社会支持的不同、内外控性格及A 或B 型性格对于压力的应对更是不同，却可以透过自我的成长训练学习、亲近积极心理的人、以及学习工作，也要学习休息中，让自己的适应能力提升。
（1）自我成长的学习，可以提升适应力
郑石岩（1999）在《换个想法更好》书中 要读者多练习从积极面看事情，因为“想法会带动行动，牵引感受和情绪”。研究者以为克服工作倦怠的方法中，“自我学习”永远不可少，尤其是从认知的学习中最能让自己受惠。
游干桂（2003）花了五年时间思考，体悟到工作中的快不快乐，可能仅是5.1 比4.9 的微差而已，中间有个阶梯，你可能爬到中间的梯子拥有恰好的平衡，也可能只走了一阶。即使如此，你也在进步，只要平衡尺上的浮标又往前游移一格。于是他决定今年改变工作型态，减少赶场演讲，留些时间给自己种花，看星星，重新安顿身与心。他的生命平衡法则是将生命切成健康、时间、自由与快乐等四块，视个人狀况分配比重以及排序。如果每个元素都不缺，反应到工作上的态度与情绪，就比较不会有太强的拉距，因而获得适当的平衡。
（2）亲近积极心理的人
上班族要多亲近积极心理的人，能减少倦怠感。如果将事情弄得很糟时，《从经营生活到拥有生命》一书作者唐．葛洛利亚的具体作法是，只允许情绪低落一下子，绝不因此认为自己很差劲。她很快会换个想法，“太棒了，我又学到一招，下次又有机会尝试其它处理方法。”因此，只要抱着不断学习的态度，多亲近积极心理的人，也比较有能力转换压力，比较不会工作倦怠。
（3）学习工作，也要学习休息
在职场上学习让自己喘口气，是一门学问。如果感觉莫名的倦怠迫在眉睫，休假又遥遥无期，试着忙裡偷闲，偶尔请个半天假，溜去街上晃晃、逛书局、或找个清幽的咖啡店想事情却是立即可行的解郁良方，因为“简单，就会快乐”。
社会组织里最有价值的资源是有创造力的人，但创造是有风险的，也唯有经历创造的胆识才可能拥有创造能力，其主要根源系于一念之间。从人的思想产生到行为结果的形成，不但可以量变，更有意义的是尚可质变，从质变又可以导致量变。当每个阶段，成员的思想都朝积极、正确的方向不断累积，达到质的飞跃思想升华时，整个人与组织的发展将是更可观的量变成长。
高文斌（2005）以研究生为对象研究发现，心理健康会影响研究生的人生的基础表现、学业成败、知识结构、创造能力水平以及个人发展空间。健康的心理是研究生正常学习、交往、生活、发展的基本保证。可以通过多种角度和方法，根据三大原则-心理与环境的协同性，心理与行为的统一性以及心理行为的稳定性-整体评量心理是否健康。若从能力角度，个体身处不断成长与发展的过程中，从自然人逐渐变成更独立自主、更复杂而完善、更富于社会责任心的社会人。则以下列几项能力作为评估研究生群体心理健康能力指标：
1. 感知能力
2. 适应能力
3. 耐受能力
4. 控制能力
5. 康复能力
“积极心理学”所提倡与追求的目标实践也是心理健康，而心理健康是一种能力，是可以透过教育而获得的能力，关键在于学校或教师的课程设计与价值观的选择。
相关研究
Seligman（2002）研究关于修女快乐和长寿，因为修女们过的是有规律的与世隔绝生活；她们都吃同样的食物、不抽烟也不喝酒，她们都有相似的生育和婚姻历史，都没有被传染过性病，拥有相同的社经地位、同样的医疗照顾，所以剔除一些混淆变项，但是这些修女的寿命和健康情况仍有很大的差别。O’Payne 到现在98 岁了，仍然很健康，相反的，Donnelly 在59 岁时中风，不久就过世了。
可以确定修女的生活型态、饮食和医疗照顾都不是Donnelly 早死的原因，但是审视O’Payne 和Donnelly 所写的自传，O’Payne 常用“非常愉快”、“很开心地期待”这两个表达欢乐情绪的积极字眼；相反的，Donnelly 的自传中找不到一丝积极的气息。由此研究发现积极心理会影响一个人寿命的长短，即是运用积极心理能使身体健康。
另外，Seligman 也对大学生作了一项研究计划，首先，他们调查学生的乐观程度，并依统计学上四分位数的方法选定较不乐观的学生进而参加研究。之后再经由随机的方式将这些大学生分为两组，控制组不施以任何介入，实验组则是加入可以提升他们乐观技巧的工作坊，以认知取向的“论辩”﹙disputing）做为工作坊训练的核心技巧，参加学生学习认识自己的负向思考﹙negative thoughts﹚，同时学习针对这些负向思考进行论辩。
参加工作坊的126 位实验组以及119 位控制组的学生，经过他们十年的追踪后发现：在青年早期参加工作坊的同学中有13%，控制组则有27%的同学出现中度忧郁﹙moderate unipolar depression﹚的情形，控制组是实验组的兩倍。无独有偶的，参加工作坊的同学中出现广泛性焦虑疾患﹙generalized anxiety disorder﹚的比例也是控制组的一半。
上述研究之后，Seligman 又追踪另一群10-12 岁即有轻度忧郁症状的儿童，其中67 名接受积极心理学技术的介入，另外47 名为控制组。
在连续两年的追踪发现，控制组儿童出现轻度到中度忧郁的比例为44%，竟达接受积极心理学技术介入组(22%)的两倍之高。
由此，Seligman 的结论是：积极心理不仅可以预防学龄儿童忧郁的发生，同时也对轻度忧郁症青少年有益。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戴维博士也针对北京220 位10-12 岁的青少年进行三个月的追踪研究，结果与Seligman 的研究结果相同(Chen, Lay & Wu,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