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力本身的来源进行了研究。人们对创造性过程提出了许多合理的解释。弗洛伊德本人也是一位多产的作家,他对创造力的讨论也感兴趣并做出了贡献。然而,他的创造力理论远非完整,也不是基于科学实验或清单。他对创造力研究的贡献在于重申了无意识过程的重要性,尤其是无意识动机。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和西方知识分子都对人们为什么从事创造性写作以及神经症患者。然而,在他的观点中,艺术家和神经症患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别。弗洛伊德认为,神经症患者和艺术家都是内向的人,他们无法应对生活,转而寻求满足于幻想的生活。对他来说,艺术是个人挫折的出口,是释放无意识压抑内容的可允许方式。他建议写作带来快乐原则之间的和解,快乐原则代表了性欲的要求,现实原则代表了外部世界的影响。这种升华——修改本能冲动以符合社会要求的过程——催生了文学创作。
人们普遍认为,弗洛伊德认为艺术家和作家是情感,特别是愤怒和沮丧等受挫的情绪。例如,早在公元前770-476年,《诗经》就表达了这种写作动机:“我作此美歌/以充分表达我焦躁的悲伤(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或“君子作此歌以表达他的悲伤”(既见君子,云何其忧?)。
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涉及创造力问题,但更侧重于创造动机而非创造过程。关于创造过程的思想可以从作家的记录经验中收集,这表明许多人转向文学写作来表达他们的现代文学批评在中国出现于二十世纪初西方心理学和唯美主义传入中国之时。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有批评家运用西方心理学来解释创造力,他们的观点接近弗洛伊德。例如,哲学家和文学评论家王国维(1877-1927)接受了叔本华、康德和尼采哲学的融合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他认为生命的本质是“欲”(未实现的欲望)。他认为,生活是欲望和痛苦的结合。人们转向艺术和文学是为了摆脱“欲”带来的痛苦。王认为文学提供了类似于儿童游戏的释放。然而,这种文学观点在20世纪末之前并不流行。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弗洛伊德关于创造力的理论在许多知识分子中流行起来。现代中国美学创始人之一朱光潜等作家开始探索创造力和无意识之间的关系。他强烈支持弗洛伊德的升华理论。心理学家潘光旦在翻译蔼理斯《性学三论》的序言中表示,弗洛伊德对创造力的解释是合理的。潘热情地建议,这样的理论为文学评论家提供了观察、解释和分析文学的新角度。
焦虑、性欲理论和自恋、移情等——对中国观众来说变得触手可及。
正如我在前几章中所述,我所讨论的那个时代的许多作家都能阅读外语,因此可以在没有翻译帮助的情况下直接接触弗洛伊德理论。然而,翻译确实帮助弗洛伊德理论接触到更广泛的受众。通过翻译弗洛伊德的作品,弗洛伊德理论中与创造力有关的基本概念——梦的工作、抵抗和压抑、一些二手资料以翻译作品的形式讨论了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文学创造力。在所有与创造力问题相关的书籍和文章中,厨川白村(Kuriyagawa Hakuson)的《苦闷的象征》受到了特别关注。《苦闷的象征》是弗洛伊德理论经历的那种转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对《苦闷的象征》在中国接受情况的分析可以揭示中国人对弗洛伊德创造性理论的反应。
鲁迅为北新书店翻译,重印五次;丰子恺为文学协会系列翻译;第三本是明川早在1921年1月为《学灯》翻译的。
厨川白村是京都的西方文学教授和文学评论家。他在1923年的地震中去世。虽然厨川白村在他去世后在国内并不出名,但他的许多作品都被翻译成中文,因此他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的日本文学评论家之一。他的未完成的书《苦闷的象征》有三种中文译本——鲁迅在厨川白村的书的前言中,对这本书的评价如下:
作者以法国哲学家柏格森哲学为基础,从生命冲动(生命动力)的角度解释了人类生命的起源,并在弗洛伊德理论等科学中发现了这种生命力解释文学和艺术的力量。但他的理论也与旧理论有所不同——柏格森认为未来是不可预测的,而柏格森认为诗人是先知;弗洛伊德将生命力归因于性,而柏格森强调生命的动力和跳跃力。在当代同类书籍中,他的文章不同于某些科学家的鲁莽断言和一些哲学家令人厌烦的形而上学讨论。这本书也没有普通文学评论家的乏味。柏格森有独创性,因此这本书本身就是一个创造,它对文学有深刻的理解。
回想起来,鲁迅的评价可能比这本书应得的更有利,但这表明他确实希望接受厨川白村的观点。厨川白村的书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他那个时代流行的西方理论;正如杜博妮(Bonnie S. McDougall)所观察到的,那个时期的日本文学批评本身在一定程度上源于英美传统。
在《苦闷的象征》中,厨川白村讨论了创造力的起源、文学欣赏的行为以及其他与文学相关的问题。这本书的前两部分在他活着的时候出版,可以相对完整地代表他的思想。我将重点放在第一部分,他对创造力的讨论。
弗洛伊德的创造力概念源于他的性欲理论。然而,厨川白村对创造力进行了强烈的浪漫解读。他采用了亨利·伯格森、阿瑟·叔本华、弗里德里希·尼采和乔治·萧伯纳著作中的“生命力”理论。他借用伯格森的蒸汽机比喻来描述这一概念。蒸汽的力量,具有爆炸和破坏的潜力,被封闭在引擎中。蒸汽机控制着力量,但依靠这种力量来操作整个机器。蒸汽动力的性质就像生命力,它只想向前冲和跳跃。巧妙地,人类机器通过抑制这种力量来利用它。由于这种相反的力量,引擎能够推动整个机器前进。据他介绍,生活的乐趣只能在创造性的行为中找到,在这种爆炸性的力量中找到了一个受控的表达。
道德力量的反对。这种冲突造成了痛苦——生存的痛苦。文学是这种纯粹生命力的表达,暂时摆脱了外部压力,而在生活中,前进的能量受到相反力量的束缚:“我们的生活就像一条被巨石挡住的湍急的河流,因此不得不走曲折的道路。”厨川白村对这些社会压力和限制感到矛盾。一方面,他的蒸汽机类比的逻辑表明,限制“生命活力”(社会、道德等)的力量是推动整个人类前进所必需的。另一方面,类比也表明,只有以人类为代价才能取得进步。
厨川白村强调社会对创造性作家的影响,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摧毁了工作的乐趣,工作仅仅成为人们谋生的手段。寻求跳跃式发展的“生命活力”受到社会和厨川白村特别讨论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但他承认,他对精神病学和心理学领域的弗洛伊德理论知之甚少,因为他只是一个“门外汉”,没有受过医学训练。然而,作为一名文学评论家,他认为目前弗洛伊德文学批评的做法是不够的。他认为弗洛伊德批评往往是片面的,未能触及文学的本质——它的美学价值。然而,他对西方评论家将弗洛伊德理论应用于文学作品的失望并没有阻止他借用弗洛伊德的概念来丰富自己的批评实践。换句话说,他喜欢弗洛伊德理论,但感到遗憾的是,一些西方评论家没有很好地应用它。他被弗洛伊德理论所吸引,因为他认为它是一门自然科学,并相信自然科学是解决所有人类问题的答案。他表示,“这个心理学分支[精神分析]不同于普通的文学理论,因为它包含科学体系和组织。这就是我喜欢的地方。”?
他使用弗洛伊德解释来阐明他的观点,讨论了梦境与思想或观念内容之间的相似性,梦境只通过符号和标志揭示其潜在含义,而思想或观念内容则以口头和书面形式呈现。意境转化为艺术作品的过程与梦境的潜在内容转化为其图像的过程相似。每个人都有白日梦,但只有少数人能把白日梦变成强有力的写作。厨川白村和弗洛伊德一样,只处理创作型作家的动机,而不详细讨论作家如何将他的幻想变成对观众有意义和有吸引力的写作。他可能遇到了弗洛伊德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