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法国巴黎天主教学院教授，精神分析家 洛朗·科纳日（Laurent Cornaz）先生
主办：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四川大学心理研究所
翻译：霍大同 李安（Antoinne）萧晓曦 记录整理：周华 陶杏华
精神分析与哲学第一讲
洛朗·科纳日：首先，我非常高兴与大家在一起，差不多是一个偶然的历史造成做一个很好的事情，希望引用一些问题（我们要工作的问题）开始。那么我与其说是从智力上考虑，还不如从历史上说是怎么样诞生的。一个偶然的事件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刻的事情，是一些朋友邀请我到这里，在此之前，我对中国无感性认识。
当时，我被邀参加四月份的精神分析讨论会，我看了一本中国的书，引用鲁迅的句子，对他来说有意识，鲁迅讲弗洛伊德，从一个距离很远的角度讲精神分析有两个问题：一是太快，二是太硬。我认为鲁迅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在欧洲是很流行的，另一方面，鲁迅对精神分析的判断，判断维度与中国哲学的传统联在一起，与欧洲的批评不同，我并不知道更多，想到此，就准备了一发言回答鲁迅的评论。对我来说，对精神分析的反对，拉康已有一个回答。
当时，我没有在大会上讲的更重要的一句话，是因为对于鲁迅他自己的思维方式角度，我无法回答，对我来说，就没在会上讲鲁迅，讲了另一个问题，西方哲学给精神分析带来什么，精神分析给中国和中国对西方带来了什么？
在你们中间你们对精神分析感兴趣，同时做过精神分析，这对我来说是个感兴趣的问题。
Why?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同时很多变化，又复杂，在此背景，你们为什么要寻找一个答案，而这答案在中国之外，也许这个问题使我们一起工作，来回答它。
首先，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民族性或文化性精神分析，因此，也许精神分析可以允许不同民族、文化同时提出新的问题，这问题不是从外部灌输进，正因如此，我很高兴受到四川大学的邀请一起来展开此问题的讨论。在四月份的没有展开，在此意义上不是我一人讲，你们有问题，本身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一方面，我独特立场提问，而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提问，促成这件事情。在此意义上，对我来说，就回到四月份的情境，我本准备讲鲁迅，但说不定又撇开，讲了另外的问题了。
相信你们应该知道，精神分析首先是是一个实践，一个话语的实践，唯一仅仅是一个话语的实践，就象我们现在谈说教育同样是话语的实践。有什么变化呢？就是弗洛伊德带来的（近一百年来）。老师与学生这样的话语关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我想对大家陈述，话语与文字间有一个联系：知识的文字与哲学的反思是联在一起的，而精神分析话语实践是排除文字的。精神分析的实践，是两个身体紧密联系，且要排除二者目光接触，因此，是倾听话语的。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是一个很奇怪的实践。弗洛伊德与拉康的著作是想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精神分析的话语实践是有效的。我们能认为，弗洛伊德与拉康的著作，类似哲学著作，他们区别其他哲学著作是倾听这样的话语（一种新意的、很奇怪的话语），因此可以提出假设，弗洛伊德把这个假设称为无意识。
梦、口误、谬语和症状，这些东西被当成文字阅读，因此就有可能解码。这样的文字是我们身体中产生的效果。正因为如此，我想讲的东西是围绕文字构成的。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文字创造和文字的制度，更多的是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文字的发展，也很可能，我们讨论汉字，汉字是与欧洲文字不同的。汉字的发明变成制度差不多与欧洲产生文字相同的时间，之后，我会讲文字的变形，最后产生科学，然后讲弗洛伊德，拉康，讲无意识在我们的内心留下很多痕迹，那么，今天我们讲文字在人类社会最早的出现，这种文字促成了反思和研究。我将很快地勾画出一个图示，文字产生怎样影响哲学的产生，也就是说
知识的产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的，同样提出了善与恶，伦理学与道德的问题，我准备了三次演讲讲欧洲古代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要强调的是我不是谈哲学历史而是谈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然后又有三次演讲围绕现代性的问题（科学问题），即科学的独特性问题，同样，善与恶、伦理与道德问题当时是怎样在科学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第三部分是从弗洛伊德的关于无意识的假设讲起，也就仍然是在现在背景下精神分析带来的善恶科学、伦理学提出新的讨论。我尽可能留更多的空间来给你们提问，如每天下午和最后一次课。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自己文字的历史，在欧洲，最后欧洲发明一个字母文字，但是文字创造这样的系统又有它自己的历史，我将讲这样一个上千年历史的过程，这个字母的历史来源于最早的几个文字的埃及的两河流域，犹太、腓尼基的文字，所有这些也包括希腊，尽管我刚才没说。这个文字历史的创造和一神的历史是连在一起的，在此前，是多神的世界，是许多小神而不是大神。我们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读到一个神，一个埃及神，达摩特，一个埃及国王，面对神创造了文字，这个文字创造的同时就是数学，还有音乐（因乐谱是数字构成的），在较高贵的文学也是，文字的创造导致一系列东西的创造，是国王来判断这些创造。如果我理解正确，在你们国度，是一般的人创造了文字，为什么，在欧洲尤其是地中海地区的古代民族，他们想象文字不完全是人类的东西，在此，我想指出一个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二战前，38年，他在巴西，当时他正研究贫困的印第安人，在巴西的巴图姆斯的高原上，这些人没有文字，不是农民，而是一些猎人，一些采集者。一天，部落首领召集大会，邻近部落（或近或远）的人开会，这会是不同部落的人相互交换机会，列维·斯特劳斯被邀请参加，同时他带着礼物去，在列维·斯特劳斯与印第安之间，及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都很差。列维·斯特劳斯对此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关系不好，还能一起来。他观察到在这会议上，有些人没有吃东西。他就拿来一个笔记本不断地记录看到的东西，印第安人看到他在做这件事，就模仿他，用树枝在地上画，类似于画一些图画样的东西。
在印第安人相互关系紧张下，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个首领在人类学上被称作信息的提供者。必须注意，此时，列维·斯特劳斯说不定与他们之间一样有交流，因他生命依赖于印第安人。列维·斯特劳斯整个所有到印第安部落采访的建立在他与首领的友谊上，一天，首领在树叶上画很多东西，当列维·斯特劳斯讲话时，他将树叶递给列维·斯特劳斯而没有说话，列维·斯特劳斯拿到树叶不懂。就说，你回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能否再解释。列维·斯特劳斯将此树叶作为首领对他的回答，通过画画，首领解释了部落之间的关系，及其困境，因此，列维·斯特劳斯进入了首领的内心秘密和生命，列维·斯特劳斯为此而有很多反思，反思的结果是：文字能起决定的、控制人的作用。列维·斯特劳斯通过这看到了文字起了带着知识的作用，同时还有一个作用是沟通人和人之间可能的交流，即起着平等的作用，在这种平等作用的另一面，是文字对人自身行为的控制作用，没有文字时，人可自由思想，而有了文字，文字把它强加于人的大脑从而起控制作用。我们有两个例子，在埃及时，第一，人们认为文字由神创造，第二是列维·斯特劳斯的例子，看到文字是一个控制性的工具。在中国文字创造中，是皇帝来决定需要的文字，而不是神来决定。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小差别，在中国文字的创造中，能看到一个权力而不能看到在欧洲超越性的东西，这东西发生在欧洲，我们能注意到，文字发明在人类发展中是一个很近的事情，人类生活上万年，几十成年，几百万年是没有文字的，后来文字发明后是慢慢扩张出去的。
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中，仍然有文化代代相传，在这个意义上文字不是文化相传必须的工具，但文字也许稍增加点东西，使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有权力。正是增加一点东西，促进了文化一代代的传递，我有一假设，所谓文字神圣的表象的产生在中东地区，在这些民族中，文字成功地导致一个运作，把不能看的变成能看的，也就是在这话语中有一种权力，要使话语有效，就必须有一个权力，否则是无效的，话语从未在人与人间平等分配。这个人或这个地方的话语也使另一人或另一地方更有权力，这种话语分布不平等对应于社会、家庭的不平等结构。因此在埃及，古叙利亚，犹太之间，部落首领认为他的话语是从另一个地方过来的（为使话语有权力），文字是有一个奇怪的特征，将看不见的、也许是话语本质（权力）的东西变成一个能看得见的东西，你们必须理解它，只有理解这东西，才能理解西方历史，说到中国，很早就知道《易经》，它并不是西方的文字，它不是以可视的痕迹表达一个不可视的东西，我有一个汉学家的法语本的中国思想史，这有一个韩非子的故事，他写了一个“象”，有一个这样一个意思，人们很少看到一个活着的象，但能找到一个死了的象的肩胛骨，为了显示它是活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把思想与形式的象形成一个文字“象”。霍：“系辞”中，风开关称为交替，？当它变成活的形象时，就形成一个具体的事物，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些发生转换的就是永恒的阴阳的交替，使象和形之间发生转换，正是这种永恒的交替造成了运动，弥漫到宇宙的所有地方。
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是象与形，象是与道相联，最高的东西，是某种不具体的、不确切的同时不是完全能看到的东西，有一个形才是具体的，能看见的同时能描述它，它是怎样从“象”到“形”的，正是这样一种思路，创造了文字，《易经》的文字就是“象”，它不是指具体的东西，而是这种过程的运转起作用。《易经》的文字与犹太文字完全不同，为什么《易经》将64卦看成一个整体，才能说某一个具体的卦，阴阳爻，《易经》描述的是宇宙的运动，柏拉图的《费德罗篇》通过绘画来描述，《易经》并不是说它想说的东西，而是表达整个运动中，这种运动的形式，而不是具体的词，还有一个，如能懂《易经》的“象”人是智者，问题是《易经》的文本并不具有一个权威性，能直接表达某种意思，在此意义上，这个文字并不需要一个人的话语，具体来说，《易经》的“象”、“系辞”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尽管《易经》说了这个话，但读者保持自由解释文字的自由性，可以有与文本完全不同的意思，进一步说，《易经》文本本身呈现宇宙的运动过程，文本与读者之间，都有一个自由的解释。在西方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读文字的人，有一个感觉，他们象一个贼，从上帝那儿将文字偷来，如列维·斯特劳斯遇到的首领是个偷文字的人，他首先看到其他人在写画，他偷过来看画，显示他有一个比别人大的权力，之所以如此，因为文字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把看不见的东西抓到看得到的东西上，那种语音是由呼吸产生的，呼吸是生命，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就称为断气（中国话说）。在西方，书籍是神圣的东西，因为它包含了死人的东西。如我现在就讲希腊，也有这样一种情感，目前为止，虽不完全为我们意识到，但这种情感开始于希腊，《易经》不是个人话语，不是一个人说，另一个人使之变为文字，《易经》作为一种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构造，无论开始与最终，作为结构，是独立于人之外而运转的。我们不必去想作者是谁这样来读它，这不重要，如果我们理解康德著作，我们自然会想一个问题，康德如何想，为什么这样想，我们就进入康德的生活，呼吸，这样一种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从希腊开始的，文字始终建立在对作者话语的意思的理解上。我们读《易经》，是人类的结果。如果我们在其它的书上读到这些东西，如读牛顿的书，知道是讲宇宙运动的事情。这是我的第一个论证。
字母文字的技术的产生过程是一个逐渐过程，很慢。首先，被写的东西是耳朵听到的，尽管在文字中有些东西不是声音的符号，而是帮助人们认识文字，例：？希腊房子的绘画，仍然是房子的声音，但不发言。？指示的是一个人，在读的时候眼睛必须沿着这个方向，相反也是同样的。
腓尼基语言进入其他地方，罗马后来把cartage这个国家消灭掉，这里然后就没有了生命，腓尼基——地中海——非洲。
公元前1400年时，腓尼基人文字非常重要，从象形文字开始到字母文字，是个航海民族，
最后造成一个结果是：对世界的影响，在欧洲西方都很自豪的事情。？闪米特语言重要的东西是，句子的意思是通过辅音发出的，如ka，“k”是辅音，“a”是元音，文字是建立在声音基础上，因此欧洲对声音很有研究，如ka-ra-o-r，就听到四个音节，每个音节由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构成。正是这样可以通过音节将声音切断，当时腓尼基就使用了一个音节ka[？]，叫音节文字，通过音节可产生2000-3000个音节符号，它有两个特点：复杂、精确不会弄错。当然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文字系统。由小群体掌握了这个系统，因腓尼基是海员、商人，他们到处航行，遇到很多民族，讲不同语言，他们的音节文字都不同，但腓尼基保留了最低限度的文字系统，将ka合为k，阅读时自己判断后面的字母是什么，很不精确但非常简单，最后实现22个字母，每个孩子都能学，但不能学2000-3000个字母。最后造成一个结果是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这在欧洲西方都是很自豪的事情。
西方人认为东方是印度、阿拉伯地区，远东是中国，腓尼基带着这些字母遇到了希腊文字，希腊语与闪语不同，不是以辅音为主，是通过元音表达。如不能标定元音则无法表达希腊语，22个腓尼基字母到希腊就变成了24个，这24个字母是有所有的元音，具有书写的简单性，这个系统允许读者发现文字，一个句子不认识，但可以读它，当时，要么是一些祭司们认识这些文字，能写能读，要么是另一系统，讲商业方面的、日常生活的事情，在这二者系统之间都不能允许读者阅读一个新的文本，文字不能为一个不知道的读者写一个文本，这时，文字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祭司与商人们的使用非常局限。
因元音很重要，希腊人在转换（通过字母转换声音的方法）时创立了元音字母，现在我们要写a、o了。我们重新将这些碎片组合，这时就叫字母文字，我们发明20-30个字母允许转换声音，且这声音带意思，正是通过偶然的地中海角落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变成这样一个文字后，就成为能描述声音的文字，就具有普遍性了。
因此就只有一个字母？能再现声音是因为这些字母都是独特的字母，有些语言中有W，有些没有，在photo法语写ph，在西班牙是F,有一种变体（字母变化），但这些变化建立在一个能转换其它声音的基础上（由20-30个字母转换声音），如果没有希腊语，就不可能有一个机器来书写所有语言，这个机器允许有很多的字母文字，扩散到整个地球去，同时，有很多语言用字母文字书写。相反，我们回到文字的权力，当一个语言借助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这时就占据了讲话人的位置。我们在世界能看到有些语言简单，就成了做生意的工具，所有语言是被讲出来的，只要能讲就能字母化，只要能找到代表声音的一个字母，能代表某种意义。我们不断根据需要修改，追求接近一个近似值。重要的是，读者能从文本中找到作者的原始话，中国的拼音就是文字引入的东西。拼音至少可以让大家交流，更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对拼音的抵抗，西方人在扩张中遇到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这些文字就变成了字母语言，西方人遇到的已变成文字字母语言的很少，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就更少，正是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保存中国传统，没有文字是不可能保留。读《论语》不可能用拼音，孔子写《论语》时是用文字书写，因为文字本身的词有很多意思，是不能翻译成其他语音的，一个民族与另一民族交往时不能简化、不通过一个文字的翻译来交往是不充分的。在此意义上，当人们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字时，就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因此存在一个不可翻译的地方。通讯也是这样。我们的交流是建立在不可交流上，交流时，我们不懂行交流的是什么才是有意思的。如果你说的话别人都知道，这种交流是不好的，正是这种不可交流性，使我们保留了一个与他人交流的愿望。
最后，在分析的实践中，正是这个不可通讯的部分在起作用。在信息传递中，我们知道许多东西是不可交流的，我们听到的是外语，在社会中，我们所有的交流是去掉误解，在精神分析中，我们相反是和这些误解一起在延续。
（时间：2002-9-23 am 9:00-11:30）
第一次讨论
问题一（杨新）：中国语言的权力是皇帝的权力来表现的。文字是有权力的，在欧洲认为是神产生的，一些有权人把自己所说的说成是神说的。我认为文字是皇帝产生和文字是神产生的二者区别不大，你认为有什么区别？
回答（洛朗·科纳日）：最好是不要区分得太细。首先，我对中国的理解没有你们好，但我知道皇帝统一了语言，在中国，皇帝是控制了语言的，在西方不能想象，皇帝真的不是代表了上帝的声音，中国皇帝处在一个很复杂的结构中心，他不需要说话，代表这个结构没有问题，他若有话要说，则表示结构有问题。不会有信息从上天来，不是上帝要通过皇帝给老百姓传达意思。
杨新：欧洲情况怎么样？
洛朗·科纳日：区别来自于感受，语言的共同点是怎么运用语言，这个地球上有很多种语言，各种表达方法不一样，但西方至少要少一些，可能因为我们发明了字母表，这个系统不考虑什么法语、西班牙语，什么语言都可以，所以基本上可以用它来记述所有的语言。西方有个不好的习惯，语言和字母表是一回事，他们表达一个可以被看见的东西，这样慢慢地强调语言，世界是可以被看见，不管它要代表什么意思，在西方不能看见的东西就是神，这个神（上帝）是那么重要，多个神变成一神教。希腊一直保留多神教，而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埃及那里他们都浓缩成一个神。
问题二（王剑）：在中国文字不是纯粹的拼音字母，也不是纯粹的象形文字，而是处于中间状态，是不是因为强调图象的作用，为什么中国文字没有演变成象西方字母那样的文字？
回答（洛朗·科纳日）：中国文字的书写很结实很牢固，拼音不能代替，用拼音代替文字始终缺少什么，有很多种方式来写，用一个词来表达两个意思，不管什么语言在西文有两个概念，一个抽象的，Lalangue,？le FRANIC(the french), le CHINAISE(the chinese), le是语言，写法语用拉丁字，而汉语不仅代表语言，也代表文字，为什么用拉丁字母写汉语是行不通的？有很多人想用拉丁文写汉语，但为什么不能，这又回到关于语言方面的问题上了，在精神分析中，言语是上帝，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如此感兴趣，在中国大家对为什么不能用拉丁文写汉语感兴趣。用拉丁写汉语和用汉字写汉语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中国人在写的时候，是没按神的声音写。就是说，说话的人不是语言的创造者。中国的对联也是这样一个词一个词对下来。说到怎么讲事情，就是很难讲，跟今天早上讲的没有什么关系。《易经》的写法系统，但写的不是语言，写的比较大的是事情。表达的是天和地等全世界的东西，文字只是一个符号，可以想到全部可能性的东西，从这里，你可以开始理解中国的书写，看起来很丰富，可以没完没了的繁殖自己。正是中国讲话在造句中有很多表达，能表达很细微的东西，这样的语言可表达全部的语义。它用一个很小的小系统，这些字母表达大家都用的声音，就是字母系统，系统是元音和辅音的组合。这个小系统能表达所有的语言，包括没有发现的语言，它在耳朵里能听出来，我自己把中国语言看成易经一样的东西，但不是阴阳，而是包含万物的东西。几分钟前，我说中国的书写很丰富，没完没了，在自己的系统中通过阴阳包含万物的东西，但字母表只是从小不停的往外表达，ABC系统就能表达全世界的话，西方学书写就是学写ABC，在中文中，学会书写就是在学习世界万物，如写不仅代表一字，还有一物，中国书写那么活泼，有生命力，我们将有几个系统在世界上，而不是一个系统，这无论是对于中国人还是西方人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知道对方也有一些方法来做事情，了解对象，用一种方法做事情。
问题三（李霞）：人是不交流的，那么在分析过程中，精神分析家和分析者如何更好的交流，仅仅用耳朵吗？
回答（洛朗·科纳日）：今早我说，我们交流的很好的是对象说的？我们一定知道的事情，如报纸上证券指数的变化，每天都有信息告诉我们股票的变化。我们知道我们要寻找什么，虽然我们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后来我们发现人性的交流是不变的、文明的交流。弗洛伊德发现语言中有口误。那么这些语言在表达什么呢？精神分析家对此觉得很有意思，精神分析身上找到的完全不是最好的教育，不是最好的交流方法，因此分析实践中不必相互看着，问一个问题，他没有答案，甚至有可能不要看对象是有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倾听，可能中国人习惯在语言上专注一些我们听不到的东西，有可能分析方法就会受到影响，以后分析会变化，这个是你们以后要做的。先要仔细的看弗洛伊德和拉康,能在其中看到什么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分析性症状，要与症状和平共处，精神分析开始于此点，一个症状不能有效的被组织所容，它不停地回来，这是欲望的作用。这个欲望与症状有关。这个欲望在症状下不停敲打说：“我在这，我在这儿”。
问题四（周相吉）：精神分析有一个假设，每个人都有神经症，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如果不成立，如何论证？
洛朗·科纳日：词语是活跃的，当弗洛伊德谈到神经症时，他讲到他的这些接受分析的病人，这些人在社会上精神上是残疾的，我希望我们有时间专门谈谈弗洛伊德，他讲了一个小汉斯的例子，是弗洛伊德提供的唯一一个小孩子的案例，我很吃惊没被译成中文，你们可以翻译，弗洛伊德谈到小汉斯的痊愈，痊愈在精神分析中是个老问题，痊愈是一个很好的礼物，能不能痊愈我们是无法预计的，如果我们不谈论正常就不能谈神经症一词，什么是正常，精神分析不回答，在社会中才能得到，别人才了解我们是否正常，也可能，有的人认为他正常，但别人认为他不正常，相反情况是更常见的，分析是一个文字游戏，神经症是正常的，将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是“神经正常症”，normal(正常), neuroise(神经症)，和normose发音相似，在精神分析要谈的是欲望，接受分析是因为有一个事情想变？正是症状就是我们的欲望。就是要做分析的人要面对自己，不仅是肢体的，而是根源的东西。精神分析，就是这样，完全不用自己的语言慢慢地移到别的地方，用肢体语言的帮助，就会发现一个变化，这变化能帮助你让症状消除，或者症状也自己去移动（指症状被另一症状替代）。这和心理分析很不一样。对一般传统的心理治疗，症状是一个不正常的东西，但对精神分析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看的是你说什么，而不是你正常与否。精神分析能得到的是病人再也不说抱怨。找个方法理解自己的欲望而不是使欲望消失（你会喜欢你的欲望——这时最好的情况）。没什么固定的客观的标准，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的医学是，把一个症状固定起来，然后用药物，而精神分析是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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