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与哲学
作者: 洛朗·科纳日(Laurent Corna / 20819次阅读 时间: 2009年10月11日
来源: 霍大同 翻译 记录整理:周华 陶杏华 标签: 霍大同 精神分析 哲学
www.psychspace.com心理学空间网题目: 关于精神分析哲学

 

主讲:法国巴黎天主教学院教授,精神分析家  洛朗·科纳日(Laurent Cornaz先生

主办: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哲学系 四川大学心理研究所

翻译:霍大同 李安(Antoinne)萧晓曦 记录整理:周华 陶杏华

精神分析与哲学第一讲

洛朗·科纳日:首先,我非常高兴与大家在一起,差不多是一个偶然的历史造成做一个很好的事情,希望引用一些问题(我们要工作的问题)开始。那么我与其说是从智力上考虑,还不如从历史上说是怎么样诞生的。一个偶然的事件对我来说是一个深刻的事情,是一些朋友邀请我到这里,在此之前,我对中国无感性认识。

当时,我被邀参加四月份的精神分析讨论会,我看了一本中国的书,引用鲁迅的句子,对他来说有意识,鲁迅讲弗洛伊德,从一个距离很远的角度讲精神分析有两个问题:一是太快,二是太硬。我认为鲁迅对弗洛伊德的批评在欧洲是很流行的,另一方面,鲁迅对精神分析的判断,判断维度与中国哲学的传统联在一起,与欧洲的批评不同,我并不知道更多,想到此,就准备了一发言回答鲁迅的评论。对我来说,对精神分析的反对,拉康已有一个回答。

当时,我没有在大会上讲的更重要的一句话,是因为对于鲁迅他自己的思维方式角度,我无法回答,对我来说,就没在会上讲鲁迅,讲了另一个问题,西方哲学给精神分析带来什么,精神分析给中国和中国对西方带来了什么?

在你们中间你们对精神分析感兴趣,同时做过精神分析,这对我来说是个感兴趣的问题。

Why?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同时很多变化,又复杂,在此背景,你们为什么要寻找一个答案,而这答案在中国之外,也许这个问题使我们一起工作,来回答它。

首先,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民族性或文化性精神分析,因此,也许精神分析可以允许不同民族、文化同时提出新的问题,这问题不是从外部灌输进,正因如此,我很高兴受到四川大学的邀请一起来展开此问题的讨论。在四月份的没有展开,在此意义上不是我一人讲,你们有问题,本身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一方面,我独特立场提问,而你们从你们的角度提问,促成这件事情。在此意义上,对我来说,就回到四月份的情境,我本准备讲鲁迅,但说不定又撇开,讲了另外的问题了。

相信你们应该知道,精神分析首先是是一个实践,一个话语的实践,唯一仅仅是一个话语的实践,就象我们现在谈说教育同样是话语的实践。有什么变化呢?就是弗洛伊德带来的(近一百年来)。老师与学生这样的话语关系已有几千年的历史。我想对大家陈述,话语与文字间有一个联系:知识的文字与哲学的反思是联在一起的,而精神分析话语实践是排除文字的。精神分析的实践,是两个身体紧密联系,且要排除二者目光接触,因此,是倾听话语的。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分析是一个很奇怪的实践。弗洛伊德与拉康的著作是想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精神分析的话语实践是有效的。我们能认为,弗洛伊德与拉康的著作,类似哲学著作,他们区别其他哲学著作是倾听这样的话语(一种新意的、很奇怪的话语),因此可以提出假设,弗洛伊德把这个假设称为无意识

梦、口误、谬语和症状,这些东西被当成文字阅读,因此就有可能解码。这样的文字是我们身体中产生的效果。正因为如此,我想讲的东西是围绕文字构成的。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文字创造和文字的制度,更多的是与欧洲联系在一起的文字的发展,也很可能,我们讨论汉字,汉字是与欧洲文字不同的。汉字的发明变成制度差不多与欧洲产生文字相同的时间,之后,我会讲文字的变形,最后产生科学,然后讲弗洛伊德,拉康,讲无意识在我们的内心留下很多痕迹,那么,今天我们讲文字在人类社会最早的出现,这种文字促成了反思和研究。我将很快地勾画出一个图示,文字产生怎样影响哲学的产生,也就是说

知识的产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提出的,同样提出了善与恶,伦理学与道德的问题,我准备了三次演讲讲欧洲古代在这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

我要强调的是我不是谈哲学历史而是谈刚才提出的这个问题,然后又有三次演讲围绕现代性的问题(科学问题),即科学的独特性问题,同样,善与恶、伦理与道德问题当时是怎样在科学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第三部分是从弗洛伊德的关于无意识的假设讲起,也就仍然是在现在背景下精神分析带来的善恶科学、伦理学提出新的讨论。我尽可能留更多的空间来给你们提问,如每天下午和最后一次课。

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自己文字的历史,在欧洲,最后欧洲发明一个字母文字,但是文字创造这样的系统又有它自己的历史,我将讲这样一个上千年历史的过程,这个字母的历史来源于最早的几个文字的埃及的两河流域,犹太、腓尼基的文字,所有这些也包括希腊,尽管我刚才没说。这个文字历史的创造和一神的历史是连在一起的,在此前,是多神的世界,是许多小神而不是大神。我们在柏拉图的著作中读到一个神,一个埃及神,达摩特,一个埃及国王,面对神创造了文字,这个文字创造的同时就是数学,还有音乐(因乐谱是数字构成的),在较高贵的文学也是,文字的创造导致一系列东西的创造,是国王来判断这些创造。如果我理解正确,在你们国度,是一般的人创造了文字,为什么,在欧洲尤其是地中海地区的古代民族,他们想象文字不完全是人类的东西,在此,我想指出一个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在二战前,38年,他在巴西,当时他正研究贫困的印第安人,在巴西的巴图姆斯的高原上,这些人没有文字,不是农民,而是一些猎人,一些采集者。一天,部落首领召集大会,邻近部落(或近或远)的人开会,这会是不同部落的人相互交换机会,列维·斯特劳斯被邀请参加,同时他带着礼物去,在列维·斯特劳斯与印第安之间,及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之间的关系都很差。列维·斯特劳斯对此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关系不好,还能一起来。他观察到在这会议上,有些人没有吃东西。他就拿来一个笔记本不断地记录看到的东西,印第安人看到他在做这件事,就模仿他,用树枝在地上画,类似于画一些图画样的东西。

在印第安人相互关系紧张下,他做了这样一件事情,这个首领在人类学上被称作信息的提供者。必须注意,此时,列维·斯特劳斯说不定与他们之间一样有交流,因他生命依赖于印第安人。列维·斯特劳斯整个所有到印第安部落采访的建立在他与首领的友谊上,一天,首领在树叶上画很多东西,当列维·斯特劳斯讲话时,他将树叶递给列维·斯特劳斯而没有说话,列维·斯特劳斯拿到树叶不懂。就说,你回答这个问题很有意思,能否再解释。列维·斯特劳斯将此树叶作为首领对他的回答,通过画画,首领解释了部落之间的关系,及其困境,因此,列维·斯特劳斯进入了首领的内心秘密和生命,列维·斯特劳斯为此而有很多反思,反思的结果是:文字能起决定的、控制人的作用。列维·斯特劳斯通过这看到了文字起了带着知识的作用,同时还有一个作用是沟通人和人之间可能的交流,即起着平等的作用,在这种平等作用的另一面,是文字对人自身行为的控制作用,没有文字时,人可自由思想,而有了文字,文字把它强加于人的大脑从而起控制作用。我们有两个例子,在埃及时,第一,人们认为文字由神创造,第二是列维·斯特劳斯的例子,看到文字是一个控制性的工具。在中国文字创造中,是皇帝来决定需要的文字,而不是神来决定。我们看到这样一个小差别,在中国文字的创造中,能看到一个权力而不能看到在欧洲超越性的东西,这东西发生在欧洲,我们能注意到,文字发明在人类发展中是一个很近的事情,人类生活上万年,几十成年,几百万年是没有文字的,后来文字发明后是慢慢扩张出去的。

在没有文字的社会中,仍然有文化代代相传,在这个意义上文字不是文化相传必须的工具,但文字也许稍增加点东西,使一些人对另一些人有权力。正是增加一点东西,促进了文化一代代的传递,我有一假设,所谓文字神圣的表象的产生在中东地区,在这些民族中,文字成功地导致一个运作,把不能看的变成能看的,也就是在这话语中有一种权力,要使话语有效,就必须有一个权力,否则是无效的,话语从未在人与人间平等分配。这个人或这个地方的话语也使另一人或另一地方更有权力,这种话语分布不平等对应于社会、家庭的不平等结构。因此在埃及,古叙利亚,犹太之间,部落首领认为他的话语是从另一个地方过来的(为使话语有权力),文字是有一个奇怪的特征,将看不见的、也许是话语本质(权力)的东西变成一个能看得见的东西,你们必须理解它,只有理解这东西,才能理解西方历史,说到中国,很早就知道《易经》,它并不是西方的文字,它不是以可视的痕迹表达一个不可视的东西,我有一个汉学家的法语本的中国思想史,这有一个韩非子的故事,他写了一个“象”,有一个这样一个意思,人们很少看到一个活着的象,但能找到一个死了的象的肩胛骨,为了显示它是活着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把思想与形式的象形成一个文字“象”。霍:“系辞”中,风开关称为交替,?当它变成活的形象时,就形成一个具体的事物,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些发生转换的就是永恒的阴阳的交替,使象和形之间发生转换,正是这种永恒的交替造成了运动,弥漫到宇宙的所有地方。

 

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是象与形,象是与道相联,最高的东西,是某种不具体的、不确切的同时不是完全能看到的东西,有一个形才是具体的,能看见的同时能描述它,它是怎样从“象”到“形”的,正是这样一种思路,创造了文字,《易经》的文字就是“象”,它不是指具体的东西,而是这种过程的运转起作用。《易经》的文字与犹太文字完全不同,为什么《易经》将64卦看成一个整体,才能说某一个具体的卦,阴阳爻,《易经》描述的是宇宙的运动,柏拉图的《费德罗篇》通过绘画来描述,《易经》并不是说它想说的东西,而是表达整个运动中,这种运动的形式,而不是具体的词,还有一个,如能懂《易经》的“象”人是智者,问题是《易经》的文本并不具有一个权威性,能直接表达某种意思,在此意义上,这个文字并不需要一个人的话语,具体来说,《易经》的“象”、“系辞”与读者之间的关系,尽管《易经》说了这个话,但读者保持自由解释文字的自由性,可以有与文本完全不同的意思,进一步说,《易经》文本本身呈现宇宙的运动过程,文本与读者之间,都有一个自由的解释。在西方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同的,读文字的人,有一个感觉,他们象一个贼,从上帝那儿将文字偷来,如列维·斯特劳斯遇到的首领是个偷文字的人,他首先看到其他人在写画,他偷过来看画,显示他有一个比别人大的权力,之所以如此,因为文字建立在这样一种观念上:把看不见的东西抓到看得到的东西上,那种语音是由呼吸产生的,呼吸是生命,当一个人死的时候就称为断气(中国话说)。在西方,书籍是神圣的东西,因为它包含了死人的东西。如我现在就讲希腊,也有这样一种情感,目前为止,虽不完全为我们意识到,但这种情感开始于希腊,《易经》不是个人话语,不是一个人说,另一个人使之变为文字,《易经》作为一种结构,在很长一段时间被构造,无论开始与最终,作为结构,是独立于人之外而运转的。我们不必去想作者是谁这样来读它,这不重要,如果我们理解康德著作,我们自然会想一个问题,康德如何想,为什么这样想,我们就进入康德的生活,呼吸,这样一种作者与读者的关系,是从希腊开始的,文字始终建立在对作者话语的意思的理解上。我们读《易经》,是人类的结果。如果我们在其它的书上读到这些东西,如读牛顿的书,知道是讲宇宙运动的事情。这是我的第一个论证。

字母文字的技术的产生过程是一个逐渐过程,很慢。首先,被写的东西是耳朵听到的,尽管在文字中有些东西不是声音的符号,而是帮助人们认识文字,例:?希腊房子的绘画,仍然是房子的声音,但不发言。?指示的是一个人,在读的时候眼睛必须沿着这个方向,相反也是同样的。

腓尼基语言进入其他地方,罗马后来把cartage这个国家消灭掉,这里然后就没有了生命,腓尼基——地中海——非洲。

公元前1400年时,腓尼基人文字非常重要,从象形文字开始到字母文字,是个航海民族,

最后造成一个结果是:对世界的影响,在欧洲西方都很自豪的事情。?闪米特语言重要的东西是,句子的意思是通过辅音发出的,如ka,“k”是辅音,“a”是元音,文字是建立在声音基础上,因此欧洲对声音很有研究,如ka-ra-o-r,就听到四个音节,每个音节由一个辅音和一个元音构成。正是这样可以通过音节将声音切断,当时腓尼基就使用了一个音节ka[],叫音节文字,通过音节可产生2000-3000个音节符号,它有两个特点:复杂、精确不会弄错。当然我们必须知道他们的文字系统。由小群体掌握了这个系统,因腓尼基是海员、商人,他们到处航行,遇到很多民族,讲不同语言,他们的音节文字都不同,但腓尼基保留了最低限度的文字系统,将ka合为k,阅读时自己判断后面的字母是什么,很不精确但非常简单,最后实现22个字母,每个孩子都能学,但不能学2000-3000个字母。最后造成一个结果是对世界历史的影响,这在欧洲西方都是很自豪的事情。

西方人认为东方是印度、阿拉伯地区,远东是中国,腓尼基带着这些字母遇到了希腊文字,希腊语与闪语不同,不是以辅音为主,是通过元音表达。如不能标定元音则无法表达希腊语,22个腓尼基字母到希腊就变成了24个,这24个字母是有所有的元音,具有书写的简单性,这个系统允许读者发现文字,一个句子不认识,但可以读它,当时,要么是一些祭司们认识这些文字,能写能读,要么是另一系统,讲商业方面的、日常生活的事情,在这二者系统之间都不能允许读者阅读一个新的文本,文字不能为一个不知道的读者写一个文本,这时,文字是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祭司与商人们的使用非常局限。

因元音很重要,希腊人在转换(通过字母转换声音的方法)时创立了元音字母,现在我们要写ao了。我们重新将这些碎片组合,这时就叫字母文字,我们发明20-30个字母允许转换声音,且这声音带意思,正是通过偶然的地中海角落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变成这样一个文字后,就成为能描述声音的文字,就具有普遍性了。

因此就只有一个字母?能再现声音是因为这些字母都是独特的字母,有些语言中有W,有些没有,在photo法语写ph,在西班牙是F,有一种变体(字母变化),但这些变化建立在一个能转换其它声音的基础上(由20-30个字母转换声音),如果没有希腊语,就不可能有一个机器来书写所有语言,这个机器允许有很多的字母文字,扩散到整个地球去,同时,有很多语言用字母文字书写。相反,我们回到文字的权力,当一个语言借助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这时就占据了讲话人的位置。我们在世界能看到有些语言简单,就成了做生意的工具,所有语言是被讲出来的,只要能讲就能字母化,只要能找到代表声音的一个字母,能代表某种意义。我们不断根据需要修改,追求接近一个近似值。重要的是,读者能从文本中找到作者的原始话,中国的拼音就是文字引入的东西。拼音至少可以让大家交流,更有意思的是,中国人对拼音的抵抗,西方人在扩张中遇到许多没有文字的民族,这些文字就变成了字母语言,西方人遇到的已变成文字字母语言的很少,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就更少,正是这个地方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保存中国传统,没有文字是不可能保留。读《论语》不可能用拼音,孔子写《论语》时是用文字书写,因为文字本身的词有很多意思,是不能翻译成其他语音的,一个民族与另一民族交往时不能简化、不通过一个文字的翻译来交往是不充分的。在此意义上,当人们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字时,就保留了自己的传统。因此存在一个不可翻译的地方。通讯也是这样。我们的交流是建立在不可交流上,交流时,我们不懂行交流的是什么才是有意思的。如果你说的话别人都知道,这种交流是不好的,正是这种不可交流性,使我们保留了一个与他人交流的愿望。

最后,在分析的实践中,正是这个不可通讯的部分在起作用。在信息传递中,我们知道许多东西是不可交流的,我们听到的是外语,在社会中,我们所有的交流是去掉误解,在精神分析中,我们相反是和这些误解一起在延续。

 

(时间:2002-9-23 am 9:00-11:30) 

 

第一次讨论

问题一(杨新):中国语言的权力是皇帝的权力来表现的。文字是有权力的,在欧洲认为是神产生的,一些有权人把自己所说的说成是神说的。我认为文字是皇帝产生和文字是神产生的二者区别不大,你认为有什么区别?

 

回答(洛朗·科纳日):最好是不要区分得太细。首先,我对中国的理解没有你们好,但我知道皇帝统一了语言,在中国,皇帝是控制了语言的,在西方不能想象,皇帝真的不是代表了上帝的声音,中国皇帝处在一个很复杂的结构中心,他不需要说话,代表这个结构没有问题,他若有话要说,则表示结构有问题。不会有信息从上天来,不是上帝要通过皇帝给老百姓传达意思。

杨新:欧洲情况怎么样?

洛朗·科纳日:区别来自于感受,语言的共同点是怎么运用语言,这个地球上有很多种语言,各种表达方法不一样,但西方至少要少一些,可能因为我们发明了字母表,这个系统不考虑什么法语、西班牙语,什么语言都可以,所以基本上可以用它来记述所有的语言。西方有个不好的习惯,语言和字母表是一回事,他们表达一个可以被看见的东西,这样慢慢地强调语言,世界是可以被看见,不管它要代表什么意思,在西方不能看见的东西就是神,这个神(上帝)是那么重要,多个神变成一神教。希腊一直保留多神教,而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埃及那里他们都浓缩成一个神。

问题二(王剑):在中国文字不是纯粹的拼音字母,也不是纯粹的象形文字,而是处于中间状态,是不是因为强调图象的作用,为什么中国文字没有演变成象西方字母那样的文字?

回答(洛朗·科纳日):中国文字的书写很结实很牢固,拼音不能代替,用拼音代替文字始终缺少什么,有很多种方式来写,用一个词来表达两个意思,不管什么语言在西文有两个概念,一个抽象的,Lalangue,le FRANIC(the french),  le CHINAISE(the chinese), le是语言,写法语用拉丁字,而汉语不仅代表语言,也代表文字,为什么用拉丁字母写汉语是行不通的?有很多人想用拉丁文写汉语,但为什么不能,这又回到关于语言方面的问题上了,在精神分析中,言语是上帝,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如此感兴趣,在中国大家对为什么不能用拉丁文写汉语感兴趣。用拉丁写汉语和用汉字写汉语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情。中国人在写的时候,是没按神的声音写。就是说,说话的人不是语言的创造者。中国的对联也是这样一个词一个词对下来。说到怎么讲事情,就是很难讲,跟今天早上讲的没有什么关系。《易经》的写法系统,但写的不是语言,写的比较大的是事情。表达的是天和地等全世界的东西,文字只是一个符号,可以想到全部可能性的东西,从这里,你可以开始理解中国的书写,看起来很丰富,可以没完没了的繁殖自己。正是中国讲话在造句中有很多表达,能表达很细微的东西,这样的语言可表达全部的语义。它用一个很小的小系统,这些字母表达大家都用的声音,就是字母系统,系统是元音和辅音的组合。这个小系统能表达所有的语言,包括没有发现的语言,它在耳朵里能听出来,我自己把中国语言看成易经一样的东西,但不是阴阳,而是包含万物的东西。几分钟前,我说中国的书写很丰富,没完没了,在自己的系统中通过阴阳包含万物的东西,但字母表只是从小不停的往外表达,ABC系统就能表达全世界的话,西方学书写就是学写ABC,在中文中,学会书写就是在学习世界万物,如写不仅代表一字,还有一物,中国书写那么活泼,有生命力,我们将有几个系统在世界上,而不是一个系统,这无论是对于中国人还是西方人这都是一个很好的机会,知道对方也有一些方法来做事情,了解对象,用一种方法做事情。

问题三(李霞):人是不交流的,那么在分析过程中,精神分析家和分析者如何更好的交流,仅仅用耳朵吗?

回答(洛朗·科纳日):今早我说,我们交流的很好的是对象说的?我们一定知道的事情,如报纸上证券指数的变化,每天都有信息告诉我们股票的变化。我们知道我们要寻找什么,虽然我们不知道结果是什么。后来我们发现人性的交流是不变的、文明的交流。弗洛伊德发现语言中有口误。那么这些语言在表达什么呢?精神分析家对此觉得很有意思,精神分析身上找到的完全不是最好的教育,不是最好的交流方法,因此分析实践中不必相互看着,问一个问题,他没有答案,甚至有可能不要看对象是有必要的,最重要的是倾听,可能中国人习惯在语言上专注一些我们听不到的东西,有可能分析方法就会受到影响,以后分析会变化,这个是你们以后要做的。先要仔细的看弗洛伊德和拉康,能在其中看到什么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什么分析性症状,要与症状和平共处,精神分析开始于此点,一个症状不能有效的被组织所容,它不停地回来,这是欲望的作用。这个欲望与症状有关。这个欲望在症状下不停敲打说:“我在这,我在这儿”。

问题四(周相吉):精神分析有一个假设,每个人都有神经症,这个假设是否成立,如果不成立,如何论证?

 

洛朗·科纳日:词语是活跃的,当弗洛伊德谈到神经症时,他讲到他的这些接受分析的病人,这些人在社会上精神上是残疾的,我希望我们有时间专门谈谈弗洛伊德,他讲了一个小汉斯的例子,是弗洛伊德提供的唯一一个小孩子的案例,我很吃惊没被译成中文,你们可以翻译,弗洛伊德谈到小汉斯的痊愈,痊愈在精神分析中是个老问题,痊愈是一个很好的礼物,能不能痊愈我们是无法预计的,如果我们不谈论正常就不能谈神经症一词,什么是正常,精神分析不回答,在社会中才能得到,别人才了解我们是否正常,也可能,有的人认为他正常,但别人认为他不正常,相反情况是更常见的,分析是一个文字游戏,神经症是正常的,将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是“神经正常症”,normal(正常), neuroise(神经症),和normose发音相似,在精神分析要谈的是欲望,接受分析是因为有一个事情想变?正是症状就是我们的欲望。就是要做分析的人要面对自己,不仅是肢体的,而是根源的东西。精神分析,就是这样,完全不用自己的语言慢慢地移到别的地方,用肢体语言的帮助,就会发现一个变化,这变化能帮助你让症状消除,或者症状也自己去移动(指症状被另一症状替代)。这和心理分析很不一样。对一般传统的心理治疗,症状是一个不正常的东西,但对精神分析是完全不一样的,它看的是你说什么,而不是你正常与否。精神分析能得到的是病人再也不说抱怨。找个方法理解自己的欲望而不是使欲望消失(你会喜欢你的欲望——这时最好的情况)。没什么固定的客观的标准,只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般的医学是,把一个症状固定起来,然后用药物,而精神分析是整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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