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讨论及问题的提出
阅读读俄狄浦斯情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关于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现、发展的历史性的轮廓，但我们并不是有意去追溯全部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曲线，及寻求一个详细具体的真实的三角关系。随着对这一清结的清理，将拓展对这一情结的理解。
一、俄狄浦斯情结的症状学意义及其多种表现形式
（一）从症状学及其功能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情结。弗洛伊德选择了俄狄浦斯这个古老的神话来代表人类的精神结构的基本元素。首先，弗洛伊德借助这个神话来表现婴儿遭遇到的与俄狄浦斯所遭遇到的杀父娶母的经历类似的，后来被乱伦禁忌所反对的愿望；其次，这个神话还揭示了自我对无意识的无知。这归因于弗洛伊德在他的在分析实践中发现了每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都和俄狄浦斯王一样在无知中被自身命运所蒙蔽，都在寻找着“认识你自己”的答案。他断定这个神谕是在我们出生前就加给我们了，它是所有人的命运，指引人类第一次将性冲动指向自己的母亲或父亲，将人类的第一次仇恨或第一个谋杀愿望指向对着自己的父亲。
从症状学的角度解释俄狄浦斯情结的作用这一过程中，不同的精神分析学派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一方面，弗洛伊德以这一情结为轴心，阐述了儿童性欲理论的真实性，及它对个体精神结构得以建立的作用，并采纳了一个婴儿早期生活阶段到俄狄浦斯情结占优势的期间的存在。他强调了俄狄浦斯情结在婴儿期已形成一个轮廓，但是到青春期前它才迅速地被克服。并且一旦婴儿的生殖器或阴茎阶段的存在被假定，俄狄浦斯情结就与这个假定结合，概括地说，由此就变得粘着在儿童的3—5span style="font-size:12.0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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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s New Roman"">岁的发展阶段上，即生殖器阶段，它的末期是进入潜伏期的一个信号。在青春期这个情结复活了然后通过一种特殊的客体选择而不同程度的成功占上风。潜伏期的压抑是否成功，将影响个体进一步的发展倾向。
通过对上述理论的论证，弗洛伊德主要强调了这一情结是神经症的核心。他指出：“所有能够提高我们对它的认识的事都强调了这个事实：乱伦是婴儿的本质特征并且它揭示了神经症患者的精神生活与乱伦有着显著的一致性。精神分析已经告之我们男孩的早期的爱的客体的选择是乱伦的，并且这些客体是被禁止的。——他的母亲和他的姐妹。我们也知道在这种方式中，作为他已经长大了，他将自己从乱伦的吸引力上释放出来。另一方面，作为神经症患者，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展示出了精神的幼儿性。他要么不能从统治着他的童年时期的精神性欲的状态中解脱要么就是回到他们。这两种可能性可能会总和起来作为发展的禁忌和退化。因此力比多的乱伦的固着持续地（或再次开始）在他的无意识的精神生活中起着主要的作用。我们已经到达了关于儿童与他们的父母的关系的一点上，这一点是被乱伦愿望所控制的并且是神经症的核心。”
另一方面，克莱因学派就弗洛伊德假设的俄狄浦斯情结的高峰是在3-5岁这一观点提出了争议。他们试图解释婴儿的早期焦虑。他们强调这个情结的存在及其作用与两个元素有关——母亲和孩子。克莱因特别强调了儿童断奶这一事件的作用。而弗洛伊德并不强调这一时期母亲的作用。克莱因认为孩子在这一阶段经历了严重的焦虑攻击，而表现出的负罪感超越了婴儿的俄狄浦斯式的情感。她主张，俄狄浦斯情结可以发生在年幼的孩子中，并且在婴儿那里超我的表现都比成熟的成人更具有惩罚性。她提出了超我以一个具体的方式在孩子的内部运作的模式。即，超我假定了孩子从他在内化他的父母的阶段中起源的经历和幻想中建立了各种形象。
她只强调母亲的作用，坚持前俄狄浦斯情结的单纯的二元结构，认为源自第一阶段的冲突是能够被分析的不需要考虑与第三者的竞争。她的观点是，客体关系起源于生命初期，而第一个客体就是母亲的乳房，乳房会分裂成好的（满足的）与坏的（挫折的）；这样的分裂会造成爱与恨分离开来。并且她进一步认为，与第一个客体的关系意涵了婴儿的内射与投射。从一开始，内射与投射之间的相互作用，还有内在与外在客体以及情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就一直构造着客体关系。
克莱因学派试图确定在大多数精神病理性的结构中这个固定的关系。她只是借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三角关系的模式来解释前俄狄浦斯期的母亲间的客体关系。
至于前俄狄浦斯的结构的可能性，弗洛伊德自己的位置总是保守的。他承认了在后来他已经认识到最初的与母亲相联系的全部的含义。但是这些事实，弗洛伊德感觉，除了俄狄浦斯情结以外不需要其它的结构性的参考资源仍然能够被解释[1]。
如何看待俄狄浦斯情结和前俄狄浦斯的关系，是否应该将二者放在相同的地位上，J.LAPLANCHEG和J.-B.PONTALIS在《精神分析词语》中评述道：拒绝将俄狄浦斯的和前俄狄浦斯的关系放在相同的地位上，无论是结构性的还是从病原学的，都是与弗洛伊德一贯坚持的俄狄浦斯情结占主导地位的论题是一致的。他们认为这一点可以从弗洛伊德的这个假设的延伸及通过他对这个情结所指定的一些基本功能而得到统一：
首先，从弗洛伊德的观点，这一情结最初是爱的对象选择，在青春期出现了先天存在于俄狄浦斯情结中的对象投注和认同及抵制乱伦禁忌的这两个迹象。而在克莱因那是通过客体关系表达了爱的对象选择。
其次，接近生殖性，决不是以生物性的成熟作为保证的。生殖的组织假定了原初的阴茎的建立，但是这个假定必须通过俄狄浦斯的危机的解决方法而被坚持。在这一点上克莱因只强调前俄狄浦斯情结的母子二元关系是不足的，客体关系理论相对于儿童性欲发展阶段来说，仅对应了口腔欲阶段，而忽视了儿童性欲的其他阶段的作用。
最后，这个情结对于人格结构的影响——对不同机构的人格结构，尤其是超我和自我理想。弗洛伊德将这个结构在内在的人格的拓扑结构的起源中起的作用与俄狄浦斯情结的衰弱及进入潜伏期相联系。实际上，弗洛伊德强调了如果自我的获得没有比这个情结的压抑更多，后者就持续在它我中的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下，最后它将表现在它的病理性的效果上。弗洛伊德认为引起俄狄浦斯情结衰退的两个不同的因素是，在早期男孩中，它由在乱伦客体的放弃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父亲产生的“阉割恐惧”引起的；在女孩中，俄狄浦斯情结与阉割情结的关系是非常不同的，他认为在男孩中俄狄浦斯情结被阉割情结而毁灭，但是在女孩中，阉割情结有可能是一个先导。女孩通过一些补偿的努力而放弃阴茎，她滑向了一个象征性的从阴茎到孩子的等价物上，她的俄狄浦斯情结在欲望上达到了一个高峰，并长时间保持，直到接受从她的父亲那作为一个礼物的孩子——给他生一个孩子。可见，无论对男孩还是女孩，弗洛伊德都强调了父亲的作用。
与之相反的是，在克莱因的客体关系理论中，只强调了婴儿早期的母子二元关系。
（二）俄狄浦斯情结的多种表现形式
弗洛伊德将俄狄浦斯情结置于了一个普遍性存在的精神结构的位置上，而不能只将其还原到一个真实的亲子关系上。他在《自我与它我》中旨出，更深入的研究也更全面揭示了俄狄浦斯情结的一般性特征，儿童对父母的情感是多重的，因此不能还原到一个具体的父母情景下；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他谈到，一个俄狄浦斯的传说的奇怪的事实，看起来在底比斯女王时代并没有让人讨厌，这个事实是与这样一个结论相符合的：一个深爱着自己母亲的人并不是与当前的母亲相关联而是与来自于他的童年回忆的想象的年轻的母亲相关联。在这一情结的表现形式上，弗洛伊德强调了这种情结是双重的（消极的和积极的）并且归之于最初在童年表现出来的那种雌雄同体。也就是说，一个男子不仅对其父亲有一种矛盾态度，对母亲有一种深情的对象选择，同时他还像一个女孩那样，对他的父亲表现出深情的女性态度，对母亲表示相应的敌意和妒忌。
他认为，当它置于实际经历的复杂性中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单一化的东西或一个图式”[2]
：“一个男孩并不仅以一个矛盾的态度对他的父亲及以把母亲作为一个爱的客体选择，而是同时他也像一个女孩那样并展示一个爱的女性的态度对待他的父亲，并且相应的以敌意和嫉妒的态度对待他的母亲”。实际上，整个混杂的病历的排列延伸在通过积极的和消极的俄狄浦斯情结的形式来构成的两极之间。
二、比较俄狄浦斯情结的演变特点
由于精神分析将俄狄浦斯情结作为理论的轴心，因而随着精神分析理论的从发展这一情结也经历了从弗洛伊德到克莱因及拉康的理论演变。
首先，弗洛伊德借助俄狄浦斯情结这一神话，表现孩子爱着父母中的一个而仇恨另一个的三角关系，并将其作为是贮备的精神冲动中的基本要素。强调对孩子的精神生活起主要作用的是他们的父母，并且在决定着神经症的症状起着重要作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模式可以用一个三角关系来表示：
父亲
母亲
孩子
弗洛伊德是在无意识的层面讨论俄狄浦斯情结，孩子与母亲的关系是一个想象的乱伦关系。
他将父亲作为阉割的实施者，强调婴儿性欲及阴茎的作用。弗洛伊德主要是在性的维度上讨论这一情结对神经症的影响及对人格形成的影响。他认为一旦婴儿的生殖器或阴茎阶段的存在被假定，俄狄浦斯情结就与这个假定结合，因此，这一情结就粘着在儿童的3—5岁的发展阶段上，即生殖器阶段，它的末期是进入潜伏期的一个信号。在青春期这个情结复活了然后通过一种特殊的客体选择而不同程度的成功占上风。潜伏期的压抑是否成功，将影响个体进一步的发展倾向。从弗洛伊德的立场上看，他只强调了父亲的阉割作用。
其次，克莱因学派对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强调婴儿早期与母亲的关系，即强调前俄狄浦斯情结阶段的重要性。尽管克莱因学派是在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的模式下讨论客体关系理论的，但是他们否认俄狄浦斯情结的三角关系，只强调母亲对孩子精神生活的影响，否认父亲的功能，并且不强调性的作用。克莱因的理论模式与弗洛伊德有相似之处，虽然强调的是母子的二元关系，但却有三个元素，即：
好乳房
坏乳房
婴儿
克莱因学派认为客体关系起源于生命初期，生命经历的第一个客体就是母亲的乳房，乳房会分裂成好的（满足的）与坏的（挫折的），这样的分裂会造成爱与恨分离开来。她是通内射与投射之间的相互作用，内在客体与外在客体以及情境之间的相互作用，而构造的客体关系理论，从而讨论自我的构建。
最后，拉康基于弗洛伊德与克莱因的观点之间，即强调的父亲的作用，也考虑了婴儿早期阶段与母亲的关系。
一方面拉康理论的重点是强调符号的作用，这一点与弗洛伊德不同，弗洛伊德是在无意识的想象的维度讨论俄狄浦斯情结的，而拉康却在象征序列中讨论父亲的象征性阉割作用。因为拉康对弗洛伊德坚持的生物学上指向阴茎的阉割情结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并不强调实际的父亲及阴茎的作用，而是把父亲置于能够给予母亲欲望的地位。拉康没有借助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中的父亲、母亲、孩子所构成的三角关系的模式，而是采取了结构主义的二元对立的关系来表达三者的关系，正如他在L图中所示：
S(主体)
a’（小彼者，母亲）
a（自我）
A(大彼者，父亲)
拉康通过构造出想象序列和象征序列来区别母子与父子的关系。一个是想象序列，自我（孩子）与小彼者（母亲）处于想象序列，在这里可以看到拉康强调了母亲与孩子的二元关系，婴儿早期处于与母亲共生的阶段，是一个镜像关系，想象的乱伦关系。这与克莱因的客体关系是一致的；另一个序列是父子关系所处的序列，拉康将其定义为象征序列，并以“父亲的名义”将父亲符号化，从而在象征序列讨论象征性阉割的作用。
父亲通过在大彼者（A）的位置上，在象征序列，实施象征性阉割的功能，从而打破处于想象序列的母亲（小彼者，a’）与孩子（自我，a）子间的镜像关系，解除了孩子与母亲的融合为基础的想象的乱伦关系，使主体得以存在。由此，母子关系经由象征性父亲的介入，而转移到象征的维度。因此，在拉康这里出场的父亲并不是现实的父亲，他对父亲的发现是在始终象征性地言说对父亲的依赖的母亲的话语中出现的象征性的父亲。拉康认为“一个象征性父亲的存在并不依赖于性交与生育的联系的认识，而是依赖于某种东西回应了用父亲的隐喻所定义的这一功能的事实”。
同时，拉康从象征性的维度将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殖器官——阴茎赋予了石祖的功能，他对“石祖”清楚地与生物的两性加以区别。在临床上，拉康将主体与“石祖”的关系建立在一个不考虑解剖学的性别差异上。“石祖”是被赋予特权的标记理念的部分与欲望的产生相结合的地点的能指。他也试图通过“石祖”对男性和女性做出不同的解释。这一点与弗洛伊德提到的俄狄浦斯情结的解除对人格形成的影响有所不同，拉康强调的是，如果孩子不接受法律，或者如果母亲不在法律的位置上认识父亲，则主体将处在对“石祖”的认同上，服从其母亲的愿望。如果相反，孩子将父亲认同为一个“石祖”的拥有者，父亲重新将石祖设定为母亲愿望的对象而不是母亲欠缺的弥补；认同父亲的孩子就通过具有石祖的方式而引起了俄狄浦斯情结的衰退，因为孩子成为拥有石祖或不拥有石祖者，则孩子就成为如同在充分的性关系中能够给予石祖或接受石祖者。同时象征性阉割也发生了。
作为结构的俄狄浦斯现象是一个人类存在的基本的和普遍的转换，它是一个从二元的、直接的、甚至是镜式的关系，通过与想象的序列的对立而过渡到象征性登陆中所固有的间接关系的过程。
拉康认为俄狄浦斯的发展应分为三个阶段[3]，第一阶段与母子的二元关系重叠。最初，孩子欲望着母亲的全部，无意识地欲望着成为母亲欲望的客体，为了满足这一欲望，孩子认同石祖；在第二阶段，父亲作为一个剥夺者而干预，从而剥夺了孩子欲望的对象及剥夺了母亲的石祖对象。在这一阶段，孩子遇到了禁忌，遇到了父亲的法律。第三阶段，孩子认同父亲和通过相对化而对自己定位。
从一个共时性的观点来看俄狄浦斯情结，结构主义与弗洛伊德的共同点在于对无意识的确信，他们都被卷入了语言的维度。而且，他们都走进了神话这个领域，去探寻他者的语言。
弗洛伊德用这一神话，更多地叙述了作为生物的个体的“自然”的无意识本能的一面。对于列维斯特劳斯而言，他在寻求本身作为一种空虚和开放的场所的意义，在同一性的丧失的自我这种空虚的场所中，将自己变成一个场所，以供看上去毫不相干的事物能够在结构的对比关系中相遇[4]。显然，他探索的结构是在与意识和“自我”的同一性绝缘的地方成形的。
在亲属关系的领域，他研究了“辨别特征”的差异与对立，或者说他认为社会结构也像结构语言学所指示的语法结构那样构成，是遵循无意识的“组织原理”。他力图寻找在多样的文化现象深处存在的规则一样的东西。因此，他将人类普遍存在的乱伦禁忌的规则，在共时性的特征下像在作为现象的音的多样性的基础上发现音素及“辨别特性”体系一样，在社会制度及文化的深处研究其“组织原理”即明确却又无意识的秩序。
列维斯特劳斯对《亲属的基本结构》的理论考察开始于将乱伦禁忌定位为人类这种生物的自然与文化的接点，或者从自然向文化过渡的契机。他将所有人类都共通的、普遍的东西作为生物的人属于“自然”，而将制度或是规则归属于
“文化”的。列维-斯特劳斯将生物学决定的亲子关系（孩子不能选择父亲）和得以借助于恣意的选择的婚姻关系（结婚对象能自由选择）作为二元对立的因素，将乱伦禁忌定位为限制后者的恣意性的规则[5]。
与列维-斯特劳斯相同的是，拉康在精神分析的领域，将精神分析从弗洛伊德关注的生物的人的“自然”一面，延伸到关注人类规则的“文化”领域。他对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在于他对这一情结的结构化。在结构的思想下，他对无意识提出了自己的定义，他认为无意识不是纯粹单个人特性的藏身之处，并且对无意识做了非历史化的处理，进而肯定了它与符号功能的密切关系：“无意识被化约为一个术语，借此术语我们指派一种功能：符号功能。”他改变了在弗洛伊德那里，无意识还是根据许多特权内容加以界定的解释。他认为无意识不是特定记忆的蓄水池，无意识总是空无一物的，或者更确切此说，总是与意象无关的。作为一个发挥特殊功能的器官，它总是把自身限制在强制实施的结构法则之内。从而将无意识处理成与个人感受、内容、历史性无关的结构。它是一个空无的场所，符号功能就发生在那里。拉康采用了这种研究无意识的方法，他认为无意识的定义是根据交换功能进行的，所以无意识是自我与他者之间，而非自我与主体间的中介术语。拉康走上了符号性自治之路：“符号比它们所代表的东西更真实，能指不仅先于所指，而且还决定着所指”
在这一点上，结构主义对无意识的理解摆脱了历史、文化的限制，使得精神分析能够处于共时性的位置上，让符号功能尽显其用。本文作者理解，正是这样，精神分析才得以在一个空无的无意识的场所面对抵抗与转移的关系。因为从结构的立场上说，主体是虚构的，无意识如同语言一样，是按照结构化的语法规则运作的。
随着对俄狄浦斯情结的阅读，作者对这一情结的意义也呈现了一些新的理解。一方面，俄狄浦斯情结既是个体的精神活动的基本元素，也是广义的文化的人类规则与欲望的关系的象征性代表。正如精神分析实践所强调的，每一次分析都是新的，与众不同的分析，每个个体的言说都是独特的，从这一点上理解精神分析即是具有独特的历史的、有内容的、有个人感受的生物的个体的分析。另一方面，精神分析也是共时性的主体虚构的过程，这是从原理上去理解精神分析的效用的途径，在这一立场上精神分析应该保持在一个共时性的位置上，去体验超越个体的经验的由符号自治的主体再造的过程，正是从这样一个共时性的立场出发，才能面对精神分析的转移和抵抗问题。这一点理解也来自列维—斯特劳斯的启示，即他对结构所关注的那样：第一，结构的定义把要素本身和要素之间的关系放在同一平面，换言之，即“从某种观点来看似乎是形式的东西，从别种观点来看则表现为内容，而似乎是内容的东西也可以表现为形式”。必须抛弃那种通常把内容和形式截然分开的观点。第二，“不变”这种概念很重要，即“其他一切都在变化的时候也仍有不变的东西”，这是结构主义要研究的对象。第三，似乎和“不变”的概念截然相反的“变形”概念的重要性，即指“结构的特性在于其均衡状态发生某种变化时，将变形为另一种体系，这种体系即为变形”。结构就是这种“通过变形保持不变的特性”的、带有自相矛盾性质的某种事物[6]。俄狄浦斯情结也应该是一个通过变形保持不变的特性的，从某种观点上似乎呈现了形式的东西，而在另一种观点上又是内容的呈现。
三、讨论文化背景对理论建立的影响及问题的提出
从文化意义上来阅读这一情结，对于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是在基督教文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在基督教中，存在着割礼的传统[7]。因此信奉基督教的人，对阴茎这一身体器官极为重视。这一点也许对弗洛伊德十分强调阴茎的作用有一定影响。
俄狄浦斯情结在拉康的理论中发生了较大的改变，可见拉康并不强调生物学的阴茎的重要性。拉康对弗洛伊德坚持的生物学上指向阴茎的阉割情结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弗洛伊德学派所经验的及在元心理学所提到的关于男性经历的阉割情结的结果是不确定的。它不能通过一个简约的生物因素来解决，而只能通过俄狄浦斯神话来加以清楚的解释。同时，拉康从象征性的维度将弗洛伊德在俄狄浦斯情结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生殖器官——阴茎赋予了“石祖”的功能，他对“石祖”清楚地与生物的两性加以区别。他用“石祖”对性欲作了精神分析性的解释。并且在临床上，拉康将主体与“石祖”的关系建立在一个不考虑解剖学的性别差异上。“石祖”是被赋予特权的标记理念的部分与欲望的产生相结合的地点的能指。父亲的出现明确地告诉了孩子作为缺失者的母亲的想象上的阉割。
恰巧拉康出生在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家庭[8]，天主教没有割礼的习俗，因此，与拉康并不是十分强调阴茎的作用这一态度相符合。在这一点上，给我们一个启示，一种理论的建立都会受到文化背景的影响，也可以从无意识的影响下表现出独特的文化痕迹。
在此，对于阅读俄狄浦斯情结后提出的问题即是，在中国文化的背景下的俄狄浦斯情结是怎样的？中国人的阉割情结如何表现？从精神分析的观察来看，中国儿童的阉割情结表现并不十分明显，也许与中国的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方式和霍大同教授提出的中国人的代情结有关。这此问题有待于笔者在今后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学习及实践的体验中进一步总结和研究。
[1] 参见the Language of Psycho-ananlysis,by Jean Laplanche et J.-B.Pontails. Translate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Daniet Lagache,The Hogarth Press Ltd.1973, p283
[2] 参见弗洛伊德文集，车文博主编，长春出版社，自我与本我，P133，注释1。
[3] 参见语言与精神分析（拉康部分），霍大同，《精神分析笔记》第五卷第二期，第74-75页。
[4] 参见列维斯特劳斯—结构》，卞崇道主编，渡边公三著，周维宏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一版，第6-9页
[5] 参见列维斯特劳斯—结构，卞崇道主编，渡边公三著，周维宏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一版，第82页。
[6] 参见列维斯特劳斯—结构，卞崇道主编，渡边公三著，周维宏等译，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第一版，第5-6页
[7] 注：割礼——立约的记号。神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受割礼”原文作“割阳皮”。参见圣经，中国基督教协会，1998年，南京，创世纪，第17页。
[8] 参见从结构到解构，[法]弗朗索瓦.多斯著，季广茂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上册，第16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