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母职疗法mothering
指精神病——特别是精神分裂——的一种精神治疗技术。其目的在于透过一种同时是真实与象征的模式,建立治疗者和病患之间一种可模拟于“好母亲”与其孩子的关系。
母职疗法技术建立在一种精神病病因概念之上:精神病是由于母亲使主体在童年初期受到早发的挫折——主要是口唇上的挫折——所造成。
广义而言,人们以母职疗法一词定义“在一种主动、奉献、关注及持续的温惠气氛下——即母性情感特征——对儿童毫无保留的照料”。但该词通常仅指称一种精神治疗技术。
这种治疗技术主要是修复性。虽然其目标在于带给与母亲的关系受到挫折的病患真实的满足,但它一开始是一种对病患基本需求的理解。正如哈卡米耶(Racamier)所述,应该辨识精神病防御内藏的需求,并决定那些必须选择性地予以满足(“基本需求”),对这些需求特别应以非传统分析诠释的方式回应。
关于这个响应的性质为何,近二十年来涉足此方面研究的论者均有个人见解(史文、卜罗森、赛徐海耶及其他论者)。在此无法详述可被统称为母职疗法的各种技术以及直觉看法。
我们仅提出以下几点:
1.母职疗法并非在于完全彻底复制一种母亲-婴儿的关系。
2.正如所有论者均一再强调的,母职疗法不仅要求治疗者须具有一种母性态度,而且须有真正的情感投入:“当一个生命上深深渴望被弥补的病患,遇到一位能够了解他,同时愿意亲近他,像母亲对待被抛弃的乳儿般的治疗者时,母职疗法的关系才会产生”。
最后,母职疗法的理论必须兼顾治疗行为中分别属于真实满足、象征性赠与以及诠释等各个部分。
152.防御机制mechanismsof defence
指可明确表现出防御的不同类型作业。依据所针对的疾病类型、所考量的发生学阶段以及防御冲突工作的程度等,其中主导的机制均不相同。
一般均同意防御机制为自我所用;然而,关于它们的运作是否必然预设一个作为其基础之有组织自我的存在,则仍是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
“机制”一词一开始即被佛洛伊德用于涵指以下事实:精神现象呈现出一些可被观察、可受科学分析的配置。例如,仅就布洛伊尔与佛洛伊德合著之《绪论》标题即可见一斑:《论歇斯底里现象之精神机制》。
在提出防御观念并认为它是歇斯底里现象根源的同时(见:防御型歇斯底里),佛洛伊德也试图就防御在其中运作的特殊方式,列举其他精神神经症疾病:“……不同的神经症障碍,来自‘自我’为了摆脱其[与某一表象的]不相容性所采取的不同过程”。
在《防御型精神神经症续论》一文中,佛洛伊德便如此区分歇斯底里转换、强迫[观念]症替代及妄想症投射等机制。
“机制”一词断断续续出现于佛洛伊德的所有著作。例如“防御机制”一词见于1915年的后设心理学著述中,但它有两个些微不同的词义:或是被用于指称某种神经症特有的整体防御过程,或是被用于涵指某一“欲力命运”之防御性运用:抑制、回转到自身、逆转至其对立面等。
在《禁制、症状与焦虑》一书中,为辩护他所谓“防御旧概念的重建”,佛洛伊德指出须有一个能够含括抑制以外其他“防御方法”的概括性观念,同时强调建立“个别防御形式与特定疾病之间密切关联”的可能性,最后他并假设“……在自我与‘它’截然分离之前,在超我形成之前,心灵装置所使用的防御方法与达到这些组织阶段后所使用的方法不同”。
尽管佛洛伊德在此似乎低估了这些观念经常在其著作中出现的事实,但无疑地,1926年之后,防御机制俨然成为精神分析研究的重要课题,特别是随着安娜·佛洛伊德(Anna Freud)相关专门著作的提出。她致力于由实例来描述防御机制的变化、复杂性以及范围,同时也特别指出防御企图如何运用极多样化的活动(幻想、智力活动),以及防御如何能够不仅针对欲力的要求,并针对所有可能引发焦虑发展的事物:情绪、情境、超我的坚持要求等。应注意,安娜·佛洛伊德并不认为其研究具有全面性、系统性,特别是就她一时列举的防御机制而言(抑制、退转、反应形成、隔离、回溯性取消、投射、内摄、回转到自身、逆转至其对立面、升华等)。
其他另有许多防御过程亦被一一描述。在这方面,安娜·佛洛伊德自己进一步论及透过幻想的否定、理想化、对侵略者的认同等。梅兰尼·克莱茵(Melanie Klein)则描述一些她认为非常初始的防御:对象分裂、投射型认同、对精神现实的拒认、对对象的全能控制等。
*:防御机制观念被广泛运用之后,不可避免地形成一些问题:将合理化(涉及复杂的智识机制)与回转到自身(欲力企图的一种“命运”)等如此殊异的作业均归属于单一功能;将一些真正的强制性作业(如回溯性取消)与一种“解除”管道(如某些升华)的寻求(见:解除机制)均以防御一词统称;在这些例子中,人们使用的是一个真正可运作的概念吗?
许多论者讨论“自我防御机制”的同时,均未忽略区辨一些差异:“在隔离、回溯性取消等技术之外,我们还发现一些真正的欲力过程,如退转、逆转至其对立面、回转到自身”。因此,有必要指出同一过程如何能运作于许多层面:例如,内摄原本是欲力与其对象的关系模式,其身体上的原型为体内化;但它又能次级地被自我运用作为一种防御(特别是躁狂防御)。
此外,另一根本理论区分亦不容忽视。此区分在于凸显抑制相对于其他所有防御过程所具备之特性。佛洛伊德甚至在表示抑制仅是防御的一个特例之后,亦不忘再次提醒抑制具有其特性。这并非因为,如安娜·佛洛伊德所述,抑制的定义本质上是一种永久的逆投资,且可能是“最有效也最危险”的防御机制;而是因为它是使无意识之所以为无意识的构成因素(见:抑制)。最后,若将理论集中于自我防御的观念上,很容易致使人们将它对立于一种纯粹的欲力要求,后者原则上将彻底异于任何辩证法则:“若自我或自我所代理之外在力量等的坚持要求不施加任何责难,则欲力只有唯一命运:满足”。
如此一来,欲力一词将被视为一个完全正面的词汇,不带任何禁止的标记。但原过程的机制本身(移置、凝缩等)以及它们涉及的欲力运作之结构化,难道不均与此种构想互为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