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与政治的渊源 --------------------------------------------------------------------------------
如果按人口基数的比例，全球拥有６０亿人口，中国拥有了１３亿，占全球人口的２１％，再怎么样摊上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概率不至于为“０”吧，但事实上，我们的确为“０”，究竟是何原因促使它为“０”呢？这引起我极大的兴趣想探个究竟。
文字做为文明的标志，现在有史考证中国最早的文字雏形是甲骨文，然甲骨文的成形源于最初人类在生产实践活动中，通过眼睛对外界事物的映象，并通过大脑思维的加工，整合成一个象形的标记表达在特定范围内人个体从印象认识到抽象认识的一个符号。
然做为中国第一次“文艺复兴”的“春秋战国”为什么能出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这文艺百舸争流的格局？刚开始，我有点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尝试着用“五·四”来解释这一现象，倒还可以行的通，难道历史真的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那是一段诸侯割锯的历史，也是社会转型的过度阶段，在那物资匮乏的特定时空，吞并与反吞并，凭借的是武力悬殊的对比。而此期间中国的文艺也正上演着兼并与反兼并的思想撞击，这种环境正是为“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温室和成长周期。后来秦赢政干掉了其他６国，完成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政治割锯的整合，建立起第一个王朝。中国的文艺也开始由“双百”的局面逐暂被老孔的“一‘支’独秀”所代替，并渐渐地成为中国封建贵族的文化干流。中国文艺也从学术流派的对垒演变成政治的附属物。
在隋朝中，中国文艺虽谈不上有什么建树，但可以说它是一个聚结的阶段，为唐朝文艺鼎盛养精蓄锐。但好景不长，这“流光溢彩” 唐文艺很快就被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文艺截流”——“梵书坑儒”所摧残，中国历史上出现第一次明显的用政治手段干预文艺悲剧。从而使着中国文艺陷入了低谷。这一点也可从中国文艺的传承方式得到一些应证。从“唐诗――》宋词――》元、明曲” 其表现手法上是越来越隐晦、委婉。到了清朝曾有为“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的句子，而走上了断头台，用政治手段干预文艺走向了极端，但也在这期间出现了《红楼梦》、《西游记》这样表达迂回却不乏抗争的巨著。
到了近代，中国第二次“文艺复兴”的“五·四”，促成其形成的社会环境和春秋战国并没有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只不过是时空上的不同，其社会背景与政治气候是相同的。但值得关注的是这一次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较量，以春秋战国比起来揉合进去了很多政治成份。
到了现代，“文革”是中国历史的第二次文艺截流，这一次比历史上任何一次都来的彻底和惨绝人寰。这一场浩劫已经把中国仅存的文艺化整为零，虽然只有１０年，但它的出现形成了整个中国文艺的断层带。
自从文艺与政治揉合到了一块时，文艺就成了政治的附属品，这决定了必要时它必须成为政治的牺牲品。从“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似乎奠定和贯穿整个封建王朝的政治格局。中国文艺是中国政治的附属物，这使着中国文艺被局限中国政治的框框内，形成了一种畸形的发展势态。由于组成中国皇权政治是一个具有等级森严的“金”字塔型结构，而这种结构也影响了中国文艺，这就好比中国政治是一棵树，中国文艺是这棵树众多支干的一个分支，不管支干如何成长，它还是立足于这棵树。
政治与中国文化关系就是“父子关系”，而这关系就决定着中国文艺受制于政治，那么，老子打小子是理所当然，也是老子教化小子的途径（手段），因为老子是为小子好“望子成龙”嘛！；小子对老子偏激、出格或表现有所反逆，这还了得，这不是挑战权威！对老子不敬！立即遭到扼杀和压制。所以，在中国你不必惊慌，“道德完人”和“刽子手”可以是汇聚一身于一人。
但中国政治又是怎么样？中国的官员为什么对“父母官”的称呼乐此不疲？，喜欢把自己当成是人民的“父母官”，这里也就折射出中国王朝政治的一个深层结构问题：虚化自己对公共资源的占用，强化自己对民众的作用，按照立法原则“权利＝义务”，官员享用公共资源，那么就必须为民众提供服务，这是体现“权利＝义务”，但“父母官”的出炉，适合中国人的习惯思维，那么官员享用公共资源是应该的，教化他的子民也是应该，但从不体现义务，这样说有点抽象，打个比方吧，我们叫我们的官员为“父母官”这无形中就体现了官与民是“父子关系”，“父亲”的名字子民是不能随便乱叫的，这样就勾勒出“金字塔”型政治构筑的基本原理。而这此，在西方你根本找不到，而是老子叫小子是直呼其名，或小子叫老子也是直呼其名，这体现西方政治范畴是以一种平等关系为基础的。
虽然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社会，按理说，文艺应该从政治上被剥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干流，可惜的是我们身上流淌的血液已经被原来的运作思维所渗透和定格。但多年来我们业已形成的一个文化体系是与中国政治为基础向外的辐射型，这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极为平常，因为它已经溶入到我们的血液中。打个比方，我向你问路，我该怎么称呼你？叫‘同志’？（这话要在广东立马遭白眼，其实这词现在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歧义了）那么用“喂”，对方会不会认为你没大没小的，而不于理睬你的问题？这么一来“大伯、大哥、叔叔”就理所当然成为了首选了，或许在我们的潜意识里感觉这很正常，但只要你静下来好好地想一下，那就是极不正常了，这也折射出我们的政治是一种亲族关系的政治。原本我和我问路的对象是一组陌生的关系，可这么一叫，这询问者与被询问者的关系是不是马上出现了一种“层递关系”，虽然我们在潜意识中并不一定完全这么认为，但实事上这样的表达方式就是一种层递关系，因为我管我询问的对象叫“大伯、大哥、叔叔”，是不标志着我们的关系已经晋级？你是我的长辈，我在“金字塔”构筑的体系中，把你往我的上游放，使你成为我暂时的“大伯、大哥、叔叔”那接下来的逻辑是不是你该回答我的问题？这就是政治派生出来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社会观念里始终是把亲族关系放在了第一主体，然后围绕这一体系延伸出去，由亲疏来决定对人的态度，这就是中国文化与政治联婚而产生了世界独一无二的文化畸形。
比如再看看我们的司法结构，在我们传统的法律观念里头不存在不讲情面的这个原则，所以中国人的“面子问题”就成为了中国文化体系中的一个独特的“杂合词”（为什么叫“杂合词”因为我也分不清它到底是属于词类的那一种［名词、动词、形容词、介词……］所以我自己管它叫“杂合词”）中国的法官要权衡的一个很大成分叫“情理”，而这些在西方的法官看来，是太不可思议了，因为他们所尊循的是一种契约关系，比如一个家伙上国道上抢劫，在中国非严打期间和严打期间，法官的量刑是绝对不一样的，这里面所涉及的还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严打期间犯事，那就是“顶风作案、影响恶劣”，那什么又是顶风作案和影响恶劣呢？因为作案者挑战的是权威嘛！所以本来判２０年的案子，在严打期间就有可能被拉出去“砍”了，这在西方法官系看来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因为这法律的弹性和可拉伸的幅度太大了。
中国皇权政治体系中还有一条主线也一直贯穿始终，并延续至今。这种奇特的皇权政治的派生物也是中国社会独特的，绝无仅有的。比如我们的父母常用“听话”来评价孩子好坏，我们的某些上级官员也用“听话”来评价一个好下属，这是政治范畴里的尽忠问题，是否尽忠被当成判断一个人价值的标准，并成为单位领导选拔的一种依据。这都是中国政治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有文化”。
发展建立一个健康的文化体系，就必须把文化从政治中剥离出来形成一个独立的干流，如果不能改造深层结构的问题，那就不必指望能拥有一个健康的文化体系，因为这些东西已经成为我们根深蒂固价值观的一部分了。
不要害怕批评，社会总是在批判中成长，绝对不是在一片歌功颂德中壮大。受伤的心灵需要的是倾诉的对象，堆积的熔岩寻找的是岩浆的出口，这是唯一的出路，也是历史的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