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十七八年前，有一本书悄悄地在大学里流传，与其说书，不如说是一份复印本，篇名叫“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作者名为孙隆基，一个大家都不熟悉的名字。据说他是香港人，而且到美国留的学。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份复印本，书角已经卷起，字迹模模糊糊，不知道已经是原本的第几代曾孙，上面还布满了各色各样的手印、油迹和警句式的批注——我已记不清有多少人曾经向我借阅过，虽然不是禁书，但毕竟是港台出版物，物以稀为贵。那个时候，正是“文化热”如火如荼的时候。文化人见了面，就要谈文化。书也是这样，只要染上“文化”二字，就立即洛阳纸贵，印个四五万册，是家常便饭之事。在这本书里，孙氏不仅谈文化，而且还是文化的深层结构，这就不能不撩拨起大家的好奇心了。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热运动，如今的正式学名叫作“新启蒙运动”。在那场运动中，有两个热中之热，一个是中国文化热，另一个是深层结构热。那个时候，改革阻力重重，知识分子相信，之所以如此，乃是中国的国民性有问题，中国文化有问题，一言以蔽之，民智未开。故此，知识分子乃重祭五四之大旗，继续前辈启蒙之大业，深入揭批传统中国文化。恰巧，文化热中，有两位西洋学者在中国红得发紫，一位叫弗洛伊德，另一位是列维·斯特劳斯。弗洛伊德告诉大家，不要看文明人模狗样的，其实人的意识有表层、深层之分，那深层的潜意识里，不知道埋藏着多少弑父情结，可怕得很。斯特劳斯又将这表层、深层推演到了文化身上，拼命挖掘文化的深层结构。于是，大家相信，人性也好，文化也好，原来都有其不可告人的深层结构，启蒙就是将深层发掘出来，让被二千年专制迷魂汤灌昏了的平民百姓幡然醒悟。就像刘心武当年那篇脍炙人口的小说：《醒来吧，弟弟！》。是啊，永远敬爱的鲁迅先生不也借狂人之口，横竖睡不着，索性起来翻圣人之书，最后从书缝里面读出两个字：吃人？吃人的文化，吃人的国民性。那就是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那本传阅得已经破破烂烂的复印本，颇得鲁迅之遗风，通篇揭露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吃人本质。我后来才知道，孙氏对鲁迅颇下研究苦功，又是史学出身，所以，挖起中国的祖坟来，可谓快准狠。当年，风靡一时的港台作家，李敖、柏杨之辈，再加上这位孙隆基，都有史家背景，疑古疑古再疑古，揭批揭批再揭批，将五四时期胡适提倡的捉鬼精神大大发扬光大了一番。1980年代，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年代，也是一个无知者无畏的年代。文化，对于今天的文化人，已经变成一块敲门砖，是为稻粱谋的饭碗。而对当年的启蒙者来说，却是一部真诚与之作战的风车。当时光流逝，风景不再，回眸当年的唐
·吉诃德精神，不能不忆起这本《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几乎与李敖、柏杨作品齐名的战斗檄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