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自新中国建国以来,尤其是在建国后的前三十年,无论就理念而言,还是从体制上看,中国的文化规制实践几乎都以“苏联老大哥”为师,因此,中国的文化规制实践同样追求诸如意识形态纯洁性之类的目标,并导致了日常生活政治化的结果。苏联在斯大林时代的文化规制模式——“批判和压服”也同中国在建国后前三十年的文化规制模式非常相似。显而易见,中国同样或多或少存在着苏联文化规制所存在的一系列严重问题。苏联在文化规制方面对中国的影响可谓重大而深远。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或许当属那种认为文化规制一定“管用”的文化规制主义理念。当文化规制出现问题时,持这种文化规制主义倾向者通常不会认为是文化规制本身的问题,反而认为是因为文化规制的范围太窄或者强度太弱所带来的问题。在面对危机与挑战之时,持这种文化规制主义倾向者更是很容易将文化规制片面地理解为消极的防范性手段,将消解危机与应对挑战的途径简单地理解为进一步扩大文化规制的范围和加强文化规制的力度。但事实上,文化规制并不是解决问题的万能良药,而是副作用很大的慢性毒药。新中国建国以来的最典型案例,莫过于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在“文革”前后的变迁。人格特质显然并非单一的某种人格特质,而是许多种人格特质的“组合”。这些人格特质的不同“组合”及其“剂量”变化实际上深刻地反映出了民族性和时代性。作为中国文化的“大革命”,具有全面规制性质的“文革”可谓中国文化规制主义的“巅峰”①。那么,“文革”对中国人的人格特质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二、中国人的人格特质在“文革”前后的变化
早在198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的沙莲香教授就曾深入调查过“文革”对中国人人格特质的影响(见表1和表2)。她的研究发现,在“文革”前,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依次是勤俭(所占比例为20.5%)、仁爱(所占比例为17.0%)、忠孝(所占比例为13.5%)和气节(所占比例为5.0%),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依次是理智(所占比例为13.5%)、进取(所占比例为12.5%)、功利(所占比例为6.5%),以及私德和屈从(二者所占比例均为5.5%)②。进一步讲,在“文革”前,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都属于肯定性评价,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既有肯定性评价(理智和进取),也有否定性评价(功利、私德和屈从)。这意味着,在被调查对象的眼里,虽然“文革”前的人们不够理智和进取,但也不算功利、自私和屈从。总的来看,中国人在“文革”前的人格多勤俭,缺理智。
在“文革”中,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依次是屈从(所占比例为15.5%)、欺瞒(所占比例为11.5%)、中庸(所占比例为10.5%),以及私德和功利(二者所占比例均为6.0%),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依次是理智(所占比例为19.0%)、仁爱(所占比例为15.0%)、气节(所占比例为10.5%),以及忠孝和进取(二者所占比例均为5.0%)。进一步讲,在“文革”中,除中庸外,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都属于否定性评价,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都属于肯定性评价。值得一提的是,屈从和欺瞒成为中国人在“文革”中最具备的人格特质,既反映了人们对中国人在“文革”中人格的低评价,也体现出了人们对“文革”的不满意。总的来看,中国人在“文革”中的人格多屈从,缺理智。
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依次是进取(所占比例为19.0%)、实用(所占比例为17.5%)、功利(所占比例为14.0%)和理智(所占比例为9.5%),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依次是勤俭(所占比例为22.0%)、仁爱(所占比例为13.5%),以及气节和忠孝(二者所占比例均为10.0%)。进一步讲,在“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最具备的人格特质既有肯定性评价(进取和理智),也有否定性评价(实用和功利)。中国人最缺乏的人格特质则都属于肯定性评价。总的来看,中国人在“改革开放”后的人格多进取,缺勤俭。
就中国人在上述三个历史时期的人格表现而言,中国人在“文革”前的人格相对比较良好,在“改革开放”后的人格次之,在“文革”中的人格最差。当今社会具有普遍性并且日趋严重的诚信缺失和道德沦丧曾经长期被视为“改革开放”后发展市场经济的结果。然而,从文化规制的角度来看,新中国建国后在较长时期内实施的以强制和暴力为特征的压服型文化规制,尤其是接二连三的各类“运动”给人们留下的深深的文化烙印恐怕才是更为重要的原因。这种文化规制模式不仅导致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面从腹诽之风,而且由于长期高压迫使人们日渐深藏不露。因为这种“批判和压服”式的文化规制模式,一方面使得整个社会出现了具有普遍性的唯唯诺诺(“屈从”③所占比例为15.5%)、欺人瞒众(“欺瞒” ④所占比例为11.5%)、忍让求安(“中庸”⑤所占比例为10.5%)、损公利己和不择手段(“私德”⑥和“功利”⑦二者所占比例均为6.0%)之风,另一方面则使得整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理智(所占比例为19.0%)、仁爱(所占比例为15.0%)、气节(所占比例为10.5%)、忠孝和进取(二者所占比例均为5.0%)等优点和美德。
时至今日,上述历史遗产依然存在并且影响深远。这种压服型文化规制不仅导致了“皇帝新衣”式的社会谎言体制,而且极大地损害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风气并导致了个人道德的沦丧。从短期来看,虽然这种压服型的文化规制所取得的“看得见的效果”是思想统一和言论一致。文化规制者“看不见的效果”或者“不想看的效果”则是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和敢怒而无处言,人们只能人云亦云和面从腹诽,过着精神压抑和人格扭曲的文化精神分裂的痛苦生活。从长期来看,历时已久的文化高压必然导致压抑和不满的积蓄。所谓“怨气充积,必有任其咎者”,假设文化规制者只是一味地自欺欺人,不去积极主动地建立一种纾解怨气的长效“出气”机制,那么,这股不断积蓄的巨大能量总有一天会爆发出来,产生强度之大孰难预料的悖反效应。从文化发展史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社会的很多文化问题乃至社会问题或多或少都是由于中华民族文化的血脉被斩断所造成的内生性问题⑧。中国当代社会日益严重的道德沦丧、唯利是图、言行相诡、漠不关心和戾气弥漫之社会风气,显然与新中国建国后在无情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强行发动的追求意识形态纯洁性目标,并且“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革命所造成的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分裂密切相关。正如阿克顿勋爵所说:“伴随着暴虐权力而来的往往是道德的堕落和败坏。”⑨
三、结论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