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理想化移情是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中非常普遍的现象，本文通过克莱因和科胡特理论模型来阐述理想化移情的内在心理动力，并结合笔者的临床经验尝试探讨分析家在临床工作中应如何识别分析者的理想化移情，以及如何做出恰当的临床干预推动分析的进程。
【关键词】理想化移情 理想化
在精神分析或动力学心理治疗的临床工作中，分析者（analysand）所表现出的各种理想化移情（idealization transference）是一种极为常见的临床现象。所谓“理想化”（idealization），是指“一种精神过程，经由这一精神过程，客体的品质和价值被抬升到完美的程度”。而理想化移情则是指在治疗关系中，分析者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将全部的权力、美好、完美、控制等品质或价值归之于分析关系中的某一方或双方，同时依从于这一理想化的角色，往往伴随着对另一方的负面感受（脆弱、无助、依赖等）。笔者在临床中发现分析者表现出的理想化移情既有可能促进分析关系的建立，并推动分析进程，但也有可能破坏分析关系或阻碍分析进程。本文将结合笔者的临床经验，尝试探讨分析家在临床工作中应如何识别分析者的理想化移情，以及如何做出恰当的临床干预才能更好地推动分析的进程。
一、两种理论模型：克莱因与科胡特
理想化本身是防御机制的一种，其发生与人格形成和发展的早期有密切的关系，也是许多国外精神分析家关注和讨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其中，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和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uhot）分别对理想化的发生机制提出了他们的理论假设，并发展成最有影响力的两种理论模型。具体来讲，克莱因和科胡特分别沿袭了弗洛伊德关于理想化发生机制的两种理论假设。首先，弗洛伊德从驱力(drive)投注的角度解释了理想化的发生机制。他注意到理想化来自于目标受限的力比多投注，它既可以体现为幼儿对自己性对象的过度评价(overvaluation，over-estimation)——这个过程中的理想化来自于儿童对母亲温柔的情感，也可以表现为一种自恋现象，即力比多对自我的投注导致自恋力比多多于客观力比多。其次，弗洛伊德也从攻击性（aggression）的角度解释了理想化的发生，即理想化源于攻击性以及攻击后的内疚感。弗洛伊德在讨论宗教起源以及俄狄浦斯冲突的解决等问题的时候都潜在地讨论了孩子对父亲理想化的需要。弗洛伊德认为，在孩子对父亲的认同、内化过程中，包含了对好父亲的内化和认同，以及为了处理对父亲的恨、竞争而发展出的对父亲的理想化。弗洛伊德在讨论乱伦禁忌的起源时，假设了原始部落中儿子们杀死父亲后有强烈的内疚感，为了消除这种内疚，儿子们将父亲视为神并给予图腾崇拜，所以，这里的理想化其实是源于攻击以及攻击后的内疚感。下面将简要介绍克莱因和科胡特是如何分别继承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理想化发生机制的两条线索。
克莱因：理想化与攻击性冲动
克莱因继承了弗洛伊德关于理想化和攻击性有关的这一线索，但他将理想化的发生置于生命的最早期，并指出理想化作为原初自我（primary ego）所使用的原初防御机制源于应对迫害焦虑的需要。克莱因认为，婴儿通过理想化母亲的好乳头这一部分客体来防御被内在的攻击性冲动所投射的坏客体--乳头，以避免在心理内部感受到迫害的焦虑。在1946年的“关于某些分裂机制的说明”一文中，克莱因对理想化的心理机制作了如下阐述：“理想化源自于客体的分裂，乳房好的方面被扩大以防卫被迫性的乳房带来的恐惧。理想化是迫害恐惧的必然结果，它源自于指向无限制的满足的冲动欲望，并以此创造了一个永不枯竭的，丰富的乳房形象--理想的乳房。”当婴儿对外部客体的理想化无法实现时，或者由于过强的迫害焦虑使其理想化的客体转化为迫害性的客体时，婴儿就会将冲动内投，转而对部分自己（part of the self）予以理想化。
简言之，克莱因认为理想化的本质是对攻击性冲动的掩藏，并常常和投射（projection）、分裂（splitting）、贬低（devaluation）等防御机制联合使用。所以当面对临床工作者中分析者的理想化移情时，克莱因学派提倡综合移情的线索，通过解释手段着重分析此时此地分析者所隐藏的指向分析家的嫉妒（envy）·怨恨，竞争等各种攻击性冲动，以帮助分析者从其理想化的防御中走出，并面对真实的无意识欲望。
科胡特：理想化与自恋性满足
与克莱因不同，科胡特则关注到了弗洛伊德关于理想化与自恋相关的理论线索。但与弗洛伊德不同的是，科胡特没有从力比多投注这样一个角度去理解原发性自恋，而是认为每个个体在其生命最早期就处于一种原发性自恋（primary narcissism）的状态，这个原发性自恋和极乐、完美、创造性、力量等有关，是这一切的最初来源。但是，这个原发性自恋不可避免地会在接受教养的过程中受到一些损害，于是婴儿会通过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实现这样一种古老的自恋：一种是夸大化的自体（grandiose self）,一种是理想化父母（idealizing parents）。随后，这种夸大化的自体有可能逐渐发展为成人自我（adult ego）,而理想化的父母有可能会被内化为超我的一部分。但如果这个发展并不顺利，那么这个婴儿这一夸大的自体就会以一种没有改变的原始方式存在那里，并不断试图实现它。在科胡特看来，所谓自恋性人格障碍患者就是在生命早期遭遇到自体发展的挫折，而在成年后通过夸大的自体或者理想化外部客体的病态方式不断试图修复曾经的原发性自恋。
科胡特发现带有自恋性人格障碍的分析者会在与分析家的移情关系中退行到早期自恋受损的两个阶段。在第一个阶段，婴儿需要得到来自母亲的羡慕和赞叹以满足夸大性的自体，科胡特用自大狂（grandiosity）来描述个体对自己的理想化。在分析情境中，主要表现为分析者感觉自已是完美的，并想要得到分析家的赏识，这种移情称为镜像移情(mirror transference).在第二个阶段，婴儿的自体需要和理想的父母融合，在分析情境中则表现为分析者将分析家感受为完美的客体并渴望和分析家融合，这种移情被称为理想化移情（idealizing transference).
基于上述假设，科胡特主张分析家应该允许分析者理想化移情的发生，并借助于这种理想化的移情而使分析者的自体——通过与理想化了的分析家产生融合、内化——得以修复。自体心理学的临床主张认为，如果分析家通过解释或其他干预方式打断了这一理想化的过程，分析者的自体将再次遭受伤害。对此，科胡特有如下评论: “假如在理想化自恋力比多的层面上，分析家持续地对分析者与分析家分离的意义进行解释，并且伴随着对分析着的情感进行正确的共情，特别是针对早期的匮乏以及分离中分析者的冷漠和退缩进行解释，那么接下来逐渐就会有大量的富有意义的关于当前经历的动力学原型的记忆出现。病人会记起他童年那些孤独的时光，在那些时光中，他如何试图克服由于和理想的父母分离而造成的碎片化、疑病以及死寂感，以及他如何试图找到代替物。”
从上面克莱因和科胡特关于理想化心理发生机制的不同模型的讨论可以看出，二者基于不同的理论出发点得出了完全不同的应对理想化移情的临床应对策略，前者强调解释（inerpretation）的必要性以揭示分析者的各种防御，而后者主张接纳、共情、陪伴以修复分析者受损的自体。
二、 理想化移情的四种临床样态
由于理想化的发生有多种不同的心理来源，故而可以想象理想化移情在临床中也会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状态。根据相关精神分析文献的讨论并结合笔者的临床经验，本文从移情关系的维度将理想化移情归纳为四种临床样态，即对分析家的理想化、对分析家和自身的同时理想化，，以及对第三方的理想化。下面将分别描述四种理想化移情的临床表现并讨论其背后的心理动力。
对分析家的理想化
所谓对“分析家的理想化”是指，分析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多为后者）将各种美好、甚至完美的品质投射到分析家的身上，理想化的内容可能包括分析家的专业水平、个人态度、人格魅力等，同时往往伴随着对自身的贬低。
此类理想化移情在临床工作中最为常见，但其背后的心理机制也是复杂多样的。首先，它可能属于俄狄浦斯的负性移情。戈多（John E.Gedo)认为，对于神经症人格的分析者而言，理想化的心理机制往往是将一个有爱、能给予的父母形象投射到分析家身上，以此来防御由于对分析家的恨而产生的矛盾情感和内疚。所以，其理想化移情的背后其实是对负性移情的防御。
其次，对分析家的理想化也可能属于前俄狄浦斯的理想化移情(preoedipal idealizing transference)。肯伯格 (Otto Kernberg) 指出，在边缘人格结构的分析这那里，对一个全然的好而又有力量的对分析家的投射是对一个施虐性的、妄想性的分析家的投射的防御，而在自恋人格结构的分析者那里，这个对分析家理想化的移情则是将夸大性的自体投射到分析家上。
瓦斯格 (Robert Waska) 提到，在前俄狄浦斯的理想化移情中有一类非常显著，他是分析者对自身的贪婪和嫉毁——占有或者摧毁、贬低分析家——的欲望的防御。其心理机制源于分析者希望和完美的客体融合来应对迫害性焦虑，但急切抓住一个完美的客体(构成了理想化的基础)的贪婪导致掏空了这个客体的所有好的部分。
上述诸种原因导致的分析者对分析家的理想化移情，究其根源，均来自于分析者对其无意识中的攻击性冲动的防御，正好符合克莱因关于理想化的理论模型。
但这类分析者对分析家的理想化移情也还可能有其它的心理来源，比如可能是分析者为了应对丧失、创伤或不成熟的分离，即分析者为了防御已经被其内化为自身一部分的内在客体的创伤性幻灭。这类理想化分析家的移情的产生是由于分析的情境(分离、冲突等)激发了分析者早期的创伤性经验，从而通过理想化移情来防御这类痛苦的情绪经验。这里，分离与丧失而非攻击性是导致此种移情表现的主要心理动力。科胡特所提到的理性化移情，和戈多提到这类理想化移情非常相似，分析者需要通过理想化分析家，重新建立和理想化客体的连接，并修复早期的创伤。
对自身的理想化
所谓“对自身的理想化”是指，分析者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多为后者）通过一种放大化的方式将各种美好，甚至完美的品质投到自己身上，同时可能伴随着对分析家的贬低。
对现有的精神分析文献中，关于分析者对自身理想化的讨论非常有限而且略带混乱。弗洛伊德很多时候用“自恋”来描述一个人对自身的理想化现象，科胡特则称之为“自大狂”，克莱因虽讨论了这一现象但却并没有给予具体的命名。丛发生机制来讲，分析者童年早期正常自恋满足的需要没有得到父母的回应是此类理想化移情的一个普通的心理根源，在分析情境中具体表现为，分析者退行到生命的早期阶段并通过理想化自身来修复受损的自恋满足。前文提到，科胡特将临床中的此类移情现象称之为镜像移情。
对自身的理想化的另一个重要心理动力机制和前面提到的对分析家的理想化一样也是源自于贪婪和妒毁。处在迫害性焦虑中的分析者由于贪婪和妒毁的无意识冲动迫切需要完美的保护者，当这种力量指向外部的时候就需要理想化客体（对分析家的理想化），而这种驱力指向自我内部的时候，就变成了对自身的理想化。如果分析者将贪婪和妒毁（也有可能是脆弱、无助、恐惧等）投射给分析家，此时分析家往往变成了迫害者，成为对自身理想化所要防御的客体。
临床上区分这两类截然不同的分析者对自身的理想化，需要在具体的移情关系中结合分析者的人格结构、防御机制、客体关系等做出判断。
对分析家和自身的同时理想化
所谓“对分析家和自身的同时理想化”是指，分析者同时对分析家和自身的品质或价值进行夸大化。根据分析者在这一双方理想化的过程中是否伴有针对第三方的贬低或攻击，该类理想化移情又可以区分为两类非常不同的样态:
第一类样态科胡特称之为理想化移情，即分析者通过退行到童年早期的第二个阶段去把分析家理想化，并试图和这个理想化的分析家融合。其心理动力是恢复受损的自恋以及与客体连接。这时分析者的无意识逻辑是:你（分析家）是完美的，而我是你的一部分。
第二类样态是分析者在对分析家和自身理想化的同时还表现出对分析关系之外的第三方的贬低。这样的理想化移情样态实际是将此时此地移情中的负性因素投射到第三方。这个过程伴随着分裂机制的运用，即将美好、保护、有力量的关系保留在自己和分析家里，同时将施虐性、攻击性的关系投射到第三方的身上。这是早期的分裂机制在分析中的移情表现。
对第三者的理想化
所谓“对第三者的理想化”是指，分析者对分析关系之外的第三者进行理想化。这类理想化移情的心理动力是将保护的、照顾的、美好的分析家和分析者之间的关系投射出去，而保留了施虐性的、控制性的分析关系在分析家和分析者之间。这与上文提到的分析者同时理想化分析家和自身并对关系之外的第三者予以贬低类似，同样是分裂机制运作的结果。
三、理想化移情的临床应对策略
前文所示，分析者在临床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理想化移情的样态是多样的。但究其心理机制却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第一种情况是，分析者的理想化移情实际上是负向移情的防御，负向移情的内容既可能是俄狄浦斯期的指向父母（在分析关系中指向分析家）的敌意或竞争，也可能是前俄狄浦斯期的指向外部客体的贪婪或嫉毁。第二种情况是，分析者的理想化移情是对其早年受损自体的自恋性修复。可以看出，这两类情况基本分别对应了克莱因与科胡特的两个模型。而这在临床工作中分清这两类情况有助于分析家采取与之相适应的应对策略。
对于基本符合克莱因模型的第一种情况，干预策略的重点应该是在移情框下对分析者防御的负向移情（尤其是其隐藏的攻击性）进行解释。对此，分析家首先要保持一个中立而客观的角色，能够去体会和感受病人的嫉毁、暴怒和贬低等负向移情的元素。而分析家在这个过程的耐心、持续、接纳，以及所呈现出来的现实性和灵活性有助于分析者的内化和认同。同时在分析工作中，分析家需要承受这些贪婪、嫉毁的投射内容，避免卷入强烈的投射性认同。
对于基本符合科胡特模型的第二种情况，干预策略的重点在于分析家能够共情性地允许分析者退行，并对于其夸大性自体给予共情性的回应。具体来讲，当此类理想化移情发生时分析家持久的情感在场并对分析者的痛苦情绪给予共情性回应至关重要。共情和陪伴（而非解释）是干预的重点。有观点指出，分析家并不需要特别地促成这类移情发生，因为它会自然地发生。客体关系学派的一些分析家将这个过程称之为融合性的依恋（fusing attachment）。自体心理学派认为在理想化移情阶段，分析家首要的任务不是解释这个理想化移情，而是允许这个移情发生。
下面笔者将根据在临床工作中的两例个案，具体探讨如何识别分析者所表现出的理想化移情背后的心理机制，以及应该如何针对不同样态的理想化移情开展工作。
案例一
A女士，30岁，已婚，在一家企业工作。她的母亲患有非常明显的迫害妄想，并且在分析者的生命早期就已显现端倪。最初她来和笔者工作的原因是因为她非常焦虑，这些焦虑交替地表现为这样两个主要的主题：她总认为自己得了某种非常严重的躯体疾病（本有躯体不适），并因此不断地寻求检查和医治，这些疾病的种类会不断变化，但是又往往害怕药物会伤害自己的身体而不敢服用。第二种情况是，她总会感觉到其他人会强迫她去做一些他们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有时也会觉得其他人会摧毁她或者控制她，她因此充满了愤怒。
临床片段一
A女士第一次到我的工作室时，一坐下来就开始抱怨工作室的太破旧、空气不好。她甚至直接问我“是不是很久没有使用了？”随后她又直接问我“你这么年轻，能不能理解我呀？“接下来，她开始讲述她的前任分析家（因为现实变故被迫中断了和他的工作并转介给我）非常温暖、非常能够理解自己，治疗已经到了最有帮助、最开始触及她内心的关键点，可惜治疗不得不结束了。在随后讨论治疗费用问题的时候，她觉得我非常无情、冷酷、自私（事实上我在考虑它的经济状况后采取了非常低额的收费）
在这个片段中，分析者A女士对其前任治疗师以及他们的治疗关系有非常明显的变化，同时伴随着对于现任分析家、分析关系非常明显的贬低。这是前面所提到的对第三方的理想化中的第二种情况。就其心理学机制而言，前任分析家和现任分析家时其内部在部分客体的投影和外化。她将温暖、理解、关注的内在部分客体的投射给前任分析家。伴随着投射和分裂的机制，通过理想化防御内在幻想中由于她的暴怒，即会摧毁了好的前任分析家（因为变故停止和其工作）所带来的内疚感，同时通过贬低现任分析家来防御依赖、连接的欲望，避免使现任分析家变的更重要，并表达了部分客体所表达的攻击性冲动。这是A女士早期的客体关系在此时此地的临床情境中的再现。
考虑到分析者在分析初期强烈性的迫害性焦虑，我并没有立即对其防御机制背后的攻击性作出解释，而是用共情的方式来回应“我想，你想让我知道的是，失去熟悉的、好的分析家对你来说是一个多么的痛苦、恐惧的经历，而进入一个新的关系再次充满了不安和不确定。你希望在这个关系中你可以得到理解、支持。而不会再次经历痛苦而又恐惧的结束和分离。）如果这个时间点上快速地对其贬低、攻击、内疚等作出解释，很可能会加深A女士的被迫害焦虑。而共情的回应有助于其缓解焦虑并和我建立关系。
临床片段二
A女士在此次工作的开始描述了自己最近身体的焦虑（此时A女士已经和我以一周三次的频率工作了一年，并且在生活中刚刚怀孕），担心自己的身体会变得越来越虚弱，以及没有办法吃进去东西。接着提到了她的母亲给她带来的许多恐惧。然后她又重新提到自己非常焦虑并且不知道焦虑的原因。至此我一直在安静地听他讲述，这时她突然问“你在想什么，你有什么想告诉我的吗？”在我没来得及开口之前，她又说到“你到底你能不能和我工作啊？我怀疑你也不知道怎么办！你完全不像我以前的治疗师（在她找我之前曾和她有过几次面谈的一个治疗师），她一说话就让我觉得说到点子上，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你到底行不行啊？”
A女士此时处在一个克莱因所说的偏执一分裂态中，她正承受着来自坏母亲，坏乳房的攻击，她害怕她所吸收的食物、药物会在她身体内摧毁她，这个导致了她进食的困难，这个被迫害的焦虑加剧了理想化一个好乳房的需要，所以她幻想一个胜任的分析家可以通过的一句话让他豁然开朗，并能从这个焦虑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她将她脆弱、无助、无能的部分投射给当前的分析家，并使得她和分析家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一个迫害与被迫害的关系。通过投射与理想化第三者，她来勉强应对难以承受的迫害焦虑。此时，仅仅通过理想化分析家，已经无法来应对这个强烈的迫害焦虑，需要同时通过理想化一个第三者，并且将被迫害的自我投射给分析家来降低这个强烈的焦虑。此时，通过干预的重点在于解释其内在客体的迫害性焦虑，以及如何通过理想化来应对这个迫害性焦虑。
临床片段三
这个片段发生在工作的第三年。在我准备休假三周前的一个月时间里，A女士开始持续迟到，并抱怨这个工作没有帮助到自己，自己没有兴趣和分析家继续工作，但是在我假期的第一周刚结束的时候，她就通过短信告诉我她非常痛苦，她觉得自己灵魂深处的声音是她至少需要马上和我工作一次，而我是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理解她并最能帮助她的人。假期结束恢复工作以后，她并没有表现得那么基于开始工作，相反，她又开始迟到，害怕投入感情到分析工作中，原因是“你在我最信任你，觉得这个工作开始对我有帮助的时候抛弃了我。”于是我对A女士说“我想当你想到我在控制你，抛弃你的时候这让你对我充满了愤怒，然而当分离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害怕你的愤怒会摧毁那个可以帮助你的那个我，这让你痛苦而又无助，这是你为什么在假期中急于确认我还在，并且告诉我是唯一可以理解和帮助你的人。通过这种方式，你来确认并没有失去那个好的部分。”
在随后的工作中，A女士进一步联想到，当她想到我正在和家人过着愉快时光的时候，这让他非常愤怒，她需要得到我的关注而不是其他的人得到。所以当她在对分析家庭理想化的时候，也在攻击那些夺走了对她关注的人，这其中充满了嫉毁以及恨。伴随者这些嫉毁，贪婪，攻击被更多地理解和部分修通，在接下来的几次分析中，A女士开始更多地讨论到依赖，信任。在最近一次（第四年初）分析中，她流着眼泪说“不知道为什么，我听你说的时候，我流泪了，现在，我似乎可以尝试让你真正进入我内心一点了。”
从这个临床试验可以看出，当分离发生在她和分析家之间的时候，她对分析家的理想化移情增强了，这个理想化移情是对分析家，分析关系的理想化，伴随着脆弱，无助的自己。分离所带来的脆弱，依赖所带来的危险，都唤起了内在被迫害的焦虑以及恨，攻击。对分析家的理想化来源于内疚，修复的冲动，以及与性冲动有关的诱惑。由于这些强烈的负性情感，阻碍了她和分析家好的部分连接，也阻碍了她对分析家的信任。随着这些负性情感通过解释逐步得到理解和修通，分析者和分析家更深层次的连接增强了。
案例二
B女士，29岁，未婚。求助的原因是她持续地感到情绪低落，人际敏感，以及难以建立稳定的亲密关系。她时常感到被周围的一些重要的人所拒绝，要求，利用，同时感到没有被接纳，理解，照顾。B女士早年经历父母离异，和母亲生活。在随后的成长阶段中，疏离的父亲没有给予她足够的情感和生活支持。同时承受着经济压力和情感空缺的母亲处于一定的自恋状态，更倾向于在家庭之外的人际关系中获得满足。B女士非常聪慧，在非常年幼的时候就已经知道如何得到周围大人的喜欢，这也让她在“自己很好”与“自己很糟”，“没有人喜欢我”与“很多人喜欢我”之间摇摆。这是典型的自恋受损，和科胡特所描述的自恋性人格非常相似。
临床片段一
这个片段发生了分析工作进行了两年左右的时候。这次会谈是在B女士刚刚旅行结束回来之后。她谈到了在旅途中经历到的某些特别的感受：“我一个人安静地呆在那里，那么松弛和平和，看着他们在那里，感到前所未有打的平静，只要我自己放松了，不管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我都可以平静而愉快的活着。”随后，她提到了一本读过的书，书里的主人公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非常成功。然后她说：“未来有很多的可能性，只要我内心真正强大了，有力量了，我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尽情的生活。”
在这个片段中，B女士表现出自身的理想化。这里既有对自己的内在状态的理想化，也有对自己能力的理想化，因为这些状态是她在那一刻放大的感受，同时也说明她幻想的那个状态是脆弱的。在那一段时间的分析工作中，B女士会持续地重复一种模式：在会谈的前三分之二的时间里体验到美好，愉快，连接，活力，而在后面的时间里开始感受到困意，疲倦，沮丧，失望，隔阂等。导致这种“前好后槽’’的模式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曾经在和B女士工作的初期阶段尝试对她的理想化移情做出与竞争、攻击性相关联的解释。而她当时的反应模式是：先认可我的解释，但是接下来的情绪变得沮丧，并且不断地打哈欠显出倦意。我后来理解到这其实重复了她父母(尤其是她母亲）对她的忽略和共情失败的经历，使得她不得不以一种隔离的方式来处理由于这种共情失败所带来的愤怒。于是，我逐渐调整了和她工作的方式，改从自恋性修复的视角来理解她的理想化移情，并更多地做出共情性的（而非解释性的)的干预。但是B女士无意识中还在重复过去分析中的情绪反应，她无意识地以为我会对其攻击性、排斥、竞争等做出解释性的干预-在早期工作时我往往会在会谈的后半段进行这种干预。
B女士虽然在对自身的理想化移情中的确带有对负向移情防御的色彩，即通过感觉到自己的美好和能力来避免使我（分析家）变得重要，并以此来防御她所投射的控制性、剥削性、竞争性，甚至是贪婪的分析家的形象。然而，随着对她理解的加深，我越来越感觉到，如果直接去解释她对自身理想化背后的内容会使她觉得更加的挫败、愤怒和隔离。虽然她的确在防御一些竞争和攻击的元素，然而她的主要推动力不是要来摧毁、破坏分析家，而是希望得到分析家的回应、赞赏，希望以此来修复早年受到损害的正常的自恋。所以，在这次分析中，我对她的回应是“感受到平静、独立，相信自己可以在这个世界上生活得很好，这是个多么愉快而重要的感觉。’’这个回应降低了分析者隔离、脆弱的感觉，确认了她渴望平静、独立的感觉，由此来促进其内在自我的成长。
临床片段二
这个临床片段发生在近期(分析工作的第三年年末）,当我结束假期和她恢复工作时。B女士在这次会谈的开始就对我说:“在没有和你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我意识到了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只有你才能那么清楚地理解我的感受。我甚至在梦里梦到你，并且告诉你，我现在已经把你记在心里了”，“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可以像我们这样可以静静地去探索自己，我越是理解自己越多的时候，越是觉得我们内心的想法对我们的影响往往超乎意料。”当我听到这些的时候，并没有给予直接的回应，而是在稍后的一个时机回应她说：“在你这样一些特殊的时刻里，我没有和你工作，你觉得那么孤单。当你把我记在你心里的时候，你也可以在内在和我对话，这让你可以静静地探索自己。”在这个临床判断中有科胡特所说的理想化移情-分析者有试图和自己理想化的分析家融合的愿望。但同时可以看到，这时发生的理想化移情可以不再那么强烈，她已经允许自己内化分析家，并且可以在内心和分析家对话，这意味着分析者也许即将迈入科胡特所说的下一个移情阶段-双生移情（twins transference），即越来越多地发现自己和分析家有更多的共同点，产生更深的连接和融合。
小结
通过上述讨论，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分析者的人格结构、防御机制、客体关系、情绪情感等不同，所展示的理想化移情也有本质性不同。以克莱因和科胡特所代表的两类理论模型是临床上理解理想化移情的两条重要线索。前者对于理解个案中的以防御攻击性为主要目标的理想化移情有着重要启示，而后者对于理解个案中的以修复受损的正常的自恋需要为主要目标的理想化移情有着重要帮助。在具体的干预方式上，笔者认为分析家共情性的态度、持续的情感在场、工作中所展示的灵活和包容等都是最为基本的要素。在此基础上，分析家需要仔细衡量分析者的人格结构、移情种类，同时也要关注自身的反移情反应以及移情发生的治疗阶段等因素，以此来判断对于分析者的理想化移情究竟是做出解释性的干预还是共情性的回应。
鉴于笔者理论和临床水平的局限以及该问题的复杂性，错误和遗漏不可避免，但希望本文可以促进更多同行对这一主题兴趣与关注。此外，本文并未针对如何更好地在临床上区分这两类理想化移情的做出深入的讨论，沙尔文、卡尔.霍尼等精神分析家关于理想化移情的不同假设和干预策略，也碍于篇幅没有提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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